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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上海戏剧人的“经典”体验

　　一个怀抱理想与梦想的戏剧人，如何在上海这个现实大于理想的都市里，寻找自己的经典戏剧之梦？

　　★ 本刊记者/孙冉

　　低音大提琴手，在乐团中总是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而这个低音大提琴手的人生亦然。他除了拉琴，一无所长。生活平淡，没有爱情。

　　除了他的梦——那个耀眼的女高音独唱家。高音与低音似乎从不相关，但在他的内心，他们早已密不可分。每次演出，这个低音大提琴手都会充满爱意地望向心目中的女神。虽然近在咫尺，但同在一个乐团二十年，他们却没有交谈过一句。

　　低音大提琴手一直想向她告白，他被这个想法折磨得快要崩溃。其实，女高音独唱家是乐团经理的情妇，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低音大提琴手算什么呢？

　　但他再也等不了了，就像他再也受不了现在的生活。“我究竟要这么沉默地活下去，还是大声喊出我心中所想？”

　　就在这一天，市长将会来看乐团的演出。低音大提琴手决定在演出中突然站起来向女高音独唱家高喊我爱你。

　　他憧憬着这一刻，多年来全部梦想都要在此时实现。

　　但随即他意识到，这么做的后果，将是被乐团扫地出门，甚至很有可能被市长的保镖当成刺客当场击毙。

　　人生失败与否，都将在这一时刻决定。

　　这是德国著名剧作家聚斯金德的独幕剧《低音大提琴》。

　　在出门去演出前，这个低音大提琴手，喃喃自语了一天。观众由此走入了他的世界。结尾处，他推门出去，随即又伸回头对着观众说，我即将去告白，但也有可能我依然会沉默。

　　门关上，一切都结束。

　　灯亮，散场。

　　这是上海现代人剧社和戏剧导演周可在2003年做的一出戏。源自德国著名剧作家聚斯金德最常被演出的单人独幕剧《低音大提琴》。知道聚斯金德的人不多，但他的另一个作品《香水》，被改编成电影后，却蜚声四起。

　　这部戏打动导演周可的，是这个小人物孤独的生活状态。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梦，但却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去实现。这种无法对抗的命运，与高度的戏剧性，在舞台上弥漫着一种迷人的张力，打动了台上，也打动了台下。

　　这部戏做完后，周可决定专心做这种小剧场的经典剧目，一做就是五年。

　　从“时尚都市”剧到“经典”剧

　　周可毕业于90年代末的上海戏剧学院。从那时开始做戏，却赶上上海戏剧界最低潮时期。惨到台上人比台下多。早10年，80年代上海的戏剧还是很火的，著名戏剧家张献做出许多轰动一时的超前先锋戏剧。进入90年代，国家面临经济转型，看戏由不埋单变成埋单消费，自然没人看了。

　　以前看戏的都是工厂组织的居多，现在面对一个观众的换血问题。

　　那时，上海一家民营剧社现代人剧社的张余第一个带头想做白领话剧，因为分析下来，只有白领这个阶层是戏剧的潜在消费者。

　　于是2001年他们做了第一个白领话剧《单身公寓》。这个剧还是与房地产公司合作，为了打造“单身公寓”的住房概念才给投的钱。第一部剧就以这种植入性广告的方式出世，但其实戏讲了20，30，40，三代人对婚姻的看法，把“80后”“小三”“单身妈妈”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在当时还是很少人会摆上台面说的。

　　第一部剧，周可启用的都是非职业演员，其实他们也是毕业于上戏，但毕业后做了其他工作。真正的演员演不出白领的感觉，让白领演更贴近真实。

　　这些“白领”白天上班，下了班过来排练。排戏时现场吵得不可开交。

　　这个戏后来演出很轰动，连提供演出场地的上海话剧中心都很震动，这么不专业的戏还能有这么多人来看啊？

　　接下来几部白领话剧反响都不赖，这个路线似乎成为了当时上海戏剧界唯一救市的光明之路。一些敏锐的商人纷纷盯上了这里。本身上戏中戏就有大量的闲置毕业生，一些文化公司一号召，同风格的戏纷纷涌现。

　　那时这类戏剧多而滥的程度，有点像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速成电影，10天一部戏，都堆到了市场上。

　　很快这个“白领”市场就滥了。

　　所以，坚持到2003年非典时，周可就决定不做白领话剧了，她开始尝试一些比较“怪”的戏。大量阅读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获奖作品，她想把一些经典剧目拿到中国来演出。

　　她的想法是，培养中国的戏剧观众，首先要把他们拉回剧场，如果说白领戏剧能初步起到这个效果，那么现在是时候做些经典戏给观众看了。

　　一旦进入经典剧目模式的排演，周可发现，自己变得更纯粹了。因为不必再担心舞美是否够让人眼前一亮，演员是否够吸引人，话题是否够绚，“我只用关心两件事，怎么把剧本改编得更令观众易懂，怎么找到更专业的演员去把剧本呈现。”

　　大部分戏，舞台上只有两到三个演员，从头至尾，吸引观众的是紧张的剧情和演员的表演。打动观众的是戏，曲折的戏剧感，令人窒息的演绎。

　　周可有时在戏开场前，会站出来说些开场白，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请大家在演出时，不要忘记保管好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你的心。在这里会有一个骗子，他会骗走你的心。”——她指得是强大的经典剧目本身的力量。

　　国外经典的中国普适度

　　其实，周可在第一次看《低音大提琴》的剧本时，看到三分之一就睡着了。原剧本里满是对于法国六七十年代民主运动背景的铺垫。

　　周可几乎重写了剧本，她把苏芮那首歌《蜗牛的家》的感觉写进了背景里。“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找不到我的家，在人来人往的拥挤街道浪迹天涯，我身上背着重重的壳努力往上爬。”那就是人们在生存艰难的现代社会，对于理想与现实的挣扎。

　　这使得一部国外80年代的话剧与中国观众有了感情上的对接。但这种“拿过来”的方式，也并不是完全行得通。

　　2004年，周可兴致冲冲地排演了一部瑞典著名剧作家斯特林堡的《父亲》。斯特林堡是与易卜生齐名的北欧剧作家，他一生结过3次婚，最终死在疯人院。这也使得他与易卜生有着最标志性的分歧，他憎恨女性，而后者颂扬女性。

　　这部《父亲》就是讲述一个上尉的妻子，在家庭中与丈夫争权的博弈。妻子不断向周围人散布自己的丈夫疯了，使得所有人都信以为真。最后丈夫对妻子说，“你终于赢了，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妻子满足地笑了，而这个驰骋疆场的上尉，进了疯人院。

　　《父亲》或许是太过极端，离现实有些远，导致它在中国戏剧市场上的完全失败。之后，周可悟到：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复杂的人性，以及带有较深国外文化背景的戏，都不太“感冒”。中国观众比较接受的，还是情感戏。

　　要推广的与无法普及的

　　既然无法一下子接受，那不妨先从读剧本开始。

　　2007年，周可和朋友在上海原来的大明橡胶厂建立了自己的戏剧工作坊。定期举行面向公众开放的读剧本活动。频率保持在每月一次，每次活动前都会在网上公布本期朗读的剧本名，以及朗读者。

　　活动当天，周可会请来剧本译者一起参与，然后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剧作家后记，剧本的背景时代资料发给大家。然后所有人围坐一圈，静静地听专业戏剧演员朗读剧本。

　　所选剧本基本都是戏剧托尼奖与普利策奖的获奖作品。朗读者大多是上海比较知名的戏剧演员，比如吕梁。大部分人是冲着这些演员来的，但也有少数戏剧狂热分子是为剧本本身。

　　读后大家会展开讨论，最多参与时能有200人，狂热地讨论剧中的人物与剧情。

　　周可印象最深的是讨论一部名叫《怀疑》的剧本，对于到底是相信修女还是神父，大家吵得几乎要打起来。经历过文革的老人，语重心常地说要多相信别人，不要随便怀疑。而年轻人则嚷着坚持要怀疑一切。

　　也有不被理解的时候。2006年周可执导的普利策获奖戏剧《晚安妈妈》。讲述了一个身患绝症的女儿，在自杀前，与妈妈对生命是放弃还是坚持展开的激烈辩论。由于贴近妇女主题，在三八节时一些单位做了包场。结果来看戏的都是一群上了年纪的上海阿姨阿叔。把到小剧场看戏当成了看电视，边看边讨论，不时听到有人高声问，“这演员是谁啊”“她们到底讲了些啥啊”。演到一半，“我不看了，回家做饭去了”，一位阿姨不顾工作人员错愕的表情突然离场。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都让周可哭笑不得。她一直固执地认为，人们为什么会到剧场里看戏？如果是看电视里的有，观众大可以回家看肥皂剧。在剧场里短短两个小时，观众应该看的是高度浓缩的人生，能对你的心灵产生震动和拷问的东西。

　　这才是戏剧最根本的魅力所在。

　　其实，周可最想导演的，就是一部能反映中国当代生活的经典剧。如今，中国正处于一个激烈复杂的年代，并不缺少值得思辩的话题。缺少的是能把握时代脉络和当下人们心灵的剧作家。

　　在没有找到这样的好本子前，她只能继续“拿来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