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

　　刘少奇和王光美感情很好，在中南海是出了名的幸福家庭。不过，刘家的经济拮据在中南海也很出名。夫妇俩的工资加在一起有500多元，按理讲已是不少了，但是家里子女多，各项开支大，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就有点紧。两人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房租、水电等费用40元，再加上几个孩子每月上学的费用近100元，还要给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零用钱等，工资所剩无几。

　　刘亭亭回忆，她在学校读书时，所有小孩子平时都有几分钱零花的，那时学校伙食太差，附近小胡同有卖小萝卜、糖葫芦、冰棍的，别的小孩一个星期能买一两样慰劳自己，刘家子女只有眼馋的份儿。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男孩子穿鞋费，总是买新鞋的时间不到，鞋子已经惨不忍睹了，但还得凑合着穿。孩子们穿哥哥姐姐剩下的衣服，经常分不出男女。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刘少奇爽快地答应了，但王光美却开始发愁。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难登大雅之堂。特别是刘亭亭，所有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她一度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让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朵小花掩盖破绽。

　　刘少奇给子女降低了生活水准，但在对孩子的其他方面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他制定了一个“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60年代初，“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大饥荒席卷中国，刘亭亭当时在学校住宿，这位国家主席的女儿竟然因为饥饿两次晕倒。

　　鲁豫：听说三年困难时期，您在学校饿倒过，当时家里的情况怎么样？

　　刘亭亭：家里吃的肯定比一般老百姓要好。爸爸有时候看我们饿成那样，他自己就吃一口，然后把盘子从最小的孩子开始传，一个一个传下去吃。我妹妹没出生之前，吃饭都是我盛第一勺，第一勺盛得多，因为我晕倒过，学校要求把我们接回来。爸爸说现在人民都吃不饱，你们也要尝尝吃不饱的滋味，这样等你们将来开始为人民做事了，就知道怎么才能不再有让人民吃不饱的日子。

　　他对男孩更狠一点儿，我哥哥13岁那年暑假去当兵，一开始在警卫局的部队站岗。14岁时，爸爸让他去当骑兵。哥哥自己还挺兴奋的，但我母亲不同意，说这不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俩当着我的面吵嘴。

　　鲁豫：您见过毛主席吗？我记得有一张照片，是主席跟你们家的哪个小孩儿握手，是您吗？

　　刘亭亭：是我，我们每个月都见面，因为中南海有时候搞舞会，他们去跳舞的时候，我跟我哥就站在后台看，看完了我俩也比画一下。所以那时候能见着毛主席，周总理见得也比较多。我们在北戴河休假时，和总理住一个院子，吃完饭，我们就跑到总理家想再吃些水果或点心，因为我们家没有。

　　1963年，我爸去四国访问的时候，有一天总理突然把我和刘源、刘平平叫去，花了一个下午时间跟我们打乒乓球。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中央得到情报，国民党特务要在柬埔寨炸我爸的车。总理可能怕有意外，就把我们召到一块，最后得到报告说没事了，他才放心地说，你们回家玩吧。

　　当时阴谋刺杀刘少奇的事件被称为“湘江案”。1960年5月，周恩来访问柬埔寨，受到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美国和台湾当局看到中柬友好，断定中国最高领导人肯定要到金边回访，因此密切关注北京的动向。

　　1961年底，台湾当局在南越西贡设立情报站，布置刺杀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计划。他们决定以“挖地道、埋炸药”的方式，在刘少奇访柬的必经之路，即金边机场与市区之间的公路引爆炸药。中国获得这一情报之后，于1963年3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组长，确保刘少奇出访安全。4月28日夜，柬方有关部门逮捕了46名台湾特务，案件遂告侦破。这时，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只有48小时，一切有惊无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