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之前的几期相比,2008年第六期的《译文》杂志排得有些满。11月16日,杂志副主编黄昱宁对外宣布,《译文》已经走到了尽头,决定停刊；排得满点,“无非就是为了处理掉一些存稿。”

　　两天之后的11月18日,一场主题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的高峰论坛在浙江温州举行,莫言、贾平凹、陈思和、舒婷、苏童、阿来、李洱、王必胜、潘凯雄等30多位知名作家和批评家以及主流文学杂志、出版社的领衔人物参加。他们谈起了纯文学期刊的市场问题,几位杂志主编不约而同地承认,纯文学期刊举步维艰。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纯文学期刊和人文杂志就面临经营惨淡的问题,纷纷寻找对策,大多数忍受着发行量几千份甚至几百份而且大多没人看的尴尬事实,依附着作协、文联等单位的拨款过着日子。

　　现在,《译文》停刊再度引发这个问题:纯文学期刊和人文杂志真的没有市场吗?还是做这类期刊的人缺少经营策略,不知道怎么寻找潜藏的市场?

　　停刊:并非因为资金亏空?

　　发行量低、资金难以为继,一直是套在不少杂志、期刊头上的绳索,《译文》杂志停刊消息传出时,外界最初的猜想也是因为杂志每年带给出版社巨大的资金亏空。

　　但《译文》杂志主编吴洪表示,杂志停刊不完全是经济原因。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则说,《译文》创刊以来,发行量一直不大,但出版社做杂志的钱还是亏得起的,现在决定停刊主要还是出版社做杂志的策略:关掉《译文》,集中力量做《外国文艺》,将《外国文艺》做成专业翻译类期刊。

　　追寻一下《译文》的历史,得回到1934年的9月,杂志发起者是鲁迅和茅盾,最初3期为鲁迅编辑,后由黄源接编,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5年9月出至第十三期时曾停刊；1936年3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1937年6月再次停刊。

　　在1936年3月的复刊词中这样写道:“不过这与世无争的小小的期刊,终于不能不在去年九月,以‘终刊号’和大家告别了。虽然不过野花小草,但曾经费过不少移栽灌溉之力,当然不免私心以为可惜的。然而竟也得了勇气和慰安:这是许多读者用了笔和舌,对于《译文》的凭吊。我们知道感谢,我们知道自勉。我们也不断地希望复刊……”

　　2001年,《译文》杂志复刊时,汇集了一大批海内外中青年名流学者和翻译家,董鼎山、陆谷孙、罗新璋、钱满素、陈良廷……这些人都强调翻译的严谨和行文的优雅,为了完善自己的翻译宗旨,《译文》还连续举办了几届翻译竞赛,遗憾的是,比赛办了4年,一等奖却年年空缺。这也从侧面体现出高端翻译人才空缺的现状。

　　今年,《译文》又推出了新一届翻译大赛,这个4年都没有颁发出去的一等奖,总算在最后时刻找到得主:本期的《译文》杂志不仅刊登了获奖名单,一同刊登的还有一等奖得主的译文。

　　反应:市面上本来就买不到?

　　在上海译文论坛的“译文沙龙”交流帖中,读者们对于《译文》杂志传出要停刊的消息普遍反映平静。大多数读者表示,《外国文艺·译文》和定位差不多的《世界文学》本来就几乎无法在市面上买到,如果想要阅读,只有靠邮局订阅和网络浏览电子版本。有网友说:“跑了两个省会城市都没有买到。”

　　许多读者表示,《译文》不能算是老牌杂志,如果《外国文艺》停了才算“大事”。而且就算《译文》停刊了,那些写手也会把文章发表在其他杂志上的,所以不必担心。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也说,《译文》是《外国文艺》的副刊,它停了,《外国文艺》还在,这样想就觉得没什么了。《译文》中比较好的版面,也许会被《外国文艺》吸收。

　　寒冬:遇上人文杂志停刊年?

　　纯文学期刊前几年纷纷转型,人文杂志也只能勉强维持运转。有统计称,目前全国近千种文学期刊中,能维持正常循环的不到100种,发行量过万份的不超过10种,全国只有《人民文学》、《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十月》、《当代》、《收获》这几本期刊月发行量可以超过5万册这条“生命线”。一些省级文学月刊的发行量甚至只有两三百份。人文杂志方面,2005年,《书城》停刊,《书屋》、《万象》等人文杂志都普遍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

　　《译文》副主编黄昱宁更认为,说今年是人文杂志停刊年也不为过。今年4月,台湾著名人文刊物《诚品好读》宣布休刊,现在,《译文》又画上了一个句号。而上海译文出版社名下的纯文学杂志,前几年已经停了一本《世界之窗》,现在只剩下《译文》的母刊《外国文艺》了。

　　思考:人文杂志并不缺读者?

　　在11月18日举行的“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论坛上,《北京文学》名誉社长、《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主编章德宁说起一次亲身经历的调查。去年的全国书市期间,她与同事在闹市街头的几个报刊亭进行了一次随机读者阅读调查。调查包括两个问题:“你喜欢阅读文学期刊吗?”“如果喜欢,请写出两个刊名。”在接受调查的人员中,有些明确表示不看文学期刊。而填写“喜欢”阅读文学期刊的人,大约有90%写上的刊名是《读者》或《青年文摘》。《小说月报》据说发行已达几十万份,但在那天的调查中,提到它的也不过寥寥几人。她与同事们感到,虽说我们已接受了文学和人文期刊日益边缘化的说法,但面对这个亲手调查来的数字,还是有些悲凉。

　　章德宁说:“置身于此,那个大卖场很有象征性:普通人的需求就像那个大卖场,精神和阅读的需求只占一小部分,对文学的需求是更小的一部分,这就是文学在当今的真实处境。”

　　《明报周刊》北京编辑部主任赵径文也认为,小众人文杂志的生存状况会越来越艰难,阅读这类杂志的读者在不断减少,而不是增多。“所以,它是逆流而上,方向对了,还可以勉强维持生计,但要指望它短期内有多大的商业回报,我觉得不太现实,它的社会价值要比商业价值更高。”

　　但也有人表示,其实做杂志无非就是两块,内容和营销,内容上,人文杂志虽然不主流,可总还是有读者的,几本杂志绝对养得活,现在杂志做不好,往往是因为市场没有做到位,丧失读者群。所以,人文杂志现在最缺的,是有远见卓识的经营人才,而不是编辑人才。

　　本报记者　蒲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