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

　　美国教授的讲习班让李银河对社会学兴趣浓烈。她设计了平生的第一份问卷,跑到单位附近的机关和街道散发,探讨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京剧。每个问题都是一个陈述句,然后是多重选择: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很不同意等等。

　　李银河曾在文章《我的心路历程》中回忆这段往事:“还记得那时的人们傻得可爱,有的人不会在多重选择中选‘同意’或者‘不同意’,而是空在那里,却在每个问题旁认真地批道:‘这种观点太极端了’,‘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我拿着收回来的问卷,为他们对问卷调查的无知和认真劲感叹不已。”

　　当时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几乎为零。此前受苏联取消社会学的影响,有人认为“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社会问题”,主张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社会学,以致社会学学科在1953年被完全取消。

　　直到改革开放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于1979年提出要恢复社会学,并请社会学家费孝通帮助重建。当年的讲习班正是在费孝通邀请和组织下开设的。

　　鉴于当时国内的情况,李银河知道如果想在社会学学科上继续走下去,唯一的路就是出国。于是她联系了匹兹堡大学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入学申请中写道:“我想了解一般人对通常事物的看法是怎样的。”

　　“因为动乱中的社会非常怪异,人们的思维和逻辑都是混乱的,整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疯人院。‘文革’期间广西还发生过吃人事件,正常的理智无处可寻。”李银河至今记得当时申请出国时的想法。

　　1982年,李银河赴匹兹堡大学就读,那时她正好30岁。

　　拿到了干这一行的许可证

　　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出国之后李银河才发现,原来在美国,搞社会学的好多人都被认为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学者左右不讨好”。

　　更多的感触来源于两个社会的巨大差别。“有文化层面的差异,也有先进和落后的分别。”

　　留学期间,给李银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部关于美国色情刊物创办者的传记电影,片中主人公时而受追捧、时而被暗杀的曲折经历,反映出美国社会对色情刊物的观念转变历程。

　　“这个人最后因为涉嫌对女性实行暴力而被女权主义者送上法庭,但法庭判他胜诉,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人人都有言论自由。”李银河说,“这个电影给我触动很大,因为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怎么都讲不通。”

　　李银河后来翻阅宗卷时发现,当她在学校阅读开美国社会风气的《金赛性学报告》的同时,在中国有人正因为所谓的“淫秽行为”而丢掉性命。她的研究里曾摘录这样的案例:

　　被告人周X,男,59岁,日用化工厂车间看守员。1986年6月至1987年8月间,利用其看守某车间的便利条件,为何XX等四位妇女卖淫提供场所,并看门放哨。介绍嫖客达17人,从中非法牟利60元。检察院以容留妇女卖淫罪起诉,法院以同罪对被告人周X判处死刑。

　　上世纪80年代,有4对中年知识分子定期换偶,其中一位服刑人供述:“我心想,这顶多就是不道德,还不至于蹲监狱。终于……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八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有五个人被判了刑,那个助理工程师被枪毙了,他的老婆被判了死缓,我因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两个社会在性观念上的差异让李银河大为震动,而专业研究方面也存在巨大的差距。“比如在国外同性恋专题的著作汗牛充栋,在大学的图书馆里能占几个书架,但当时在中国几乎连一本社会学专著都没有。”

　　她同时观察到,“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历史上中国反而比西方更开明。同性恋在古代欧洲是受到宗教压迫的,甚至会被判死刑,而中国历史上并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事情。这一点也是我在出国后有了比较才逐步认识到的。”

　　由于兴趣和国内的研究空白,李银河在读书期间就逐渐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婚姻、家庭、性。1988年博士毕业的时候,她的毕业论文题目即是:《当代中国城市的婚姻与家庭》。

　　“对我而言,出国最主要的是给了我干这一行的许可证,就像是拿到了门票一样。”李银河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