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她在美国大学里阅读开美国社会风气的《金赛性学报告》的同时,在中国有人正因为所谓的“淫秽行为”而丢掉性命。

　　1979年夏天,国务院研究室工作人员李银河,稀里糊涂地参加了一个新鲜的讲习班——美国匹兹堡大学的霍尔兹纳教授和聂尼瓦萨教授来北京讲授社会学。

　　“能参加那个班我也觉得奇怪,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挑选的人。”李银河记得当时参加讲习班的有20多人,大都二三十岁年纪,来自全国各地跟研究社会状况相关的单位。“同学里还有叶小文,现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

　　讲习班设一家宾馆里。两个多月间,两位教授亲自讲授社会统计学、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方法等等,都是国外的社会学本科学生必修的基本课程。

　　一接触这个学科,学历史的李银河仿佛发现了新大陆,内心十分欣喜。在此之前,她对社会学几乎毫无了解,“那时候国内连费孝通的书都没有一本,《江村经济》啊、《生育制度》啊,都在‘文革’中被批判了。”

　　“当时选择学社会学也没什么别的想法,就是关心中国社会的发展,感到国家经过一场浩劫,很多东西都需要有人重新去梳理。”她说。

　　多年后,这个夏季讲习班被称做中国社会学的“黄埔一期”,许多社会学者都出自于此。“现在我们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里很多人都是那时的同学。”李银河说。

　　而她本人,在参加完讲习班后又赴美留学,如今已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者之一。这个温和、敦厚、安静的女人,常常在媒体上高呼很多人想说又不敢说的性观念、性权利,在每年“两会”上提出“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等相关提案,在每一次讲座、采访中坚定地说:“就好像共产主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没有正常的性和不正常的性之分,所有的性都是自愿的、快乐的。”

　　因为美国人的一次讲座,因为出国留学,李银河改变了研究方向和人生轨迹。在她的观察下,中国人30年的性情之变异常急剧。“速度之快让人难以想象,最主要的表现应该是离婚率上升比较快,婚前性行为比例增加,婚外性行为比例增加。”

　　尽管每次言论都引起轩然大波,她已学会毫不在意。“其实从这类话题的被关注程度,已经可以看出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开放和宽容。”

　　“我可能知道什么是太监”

　　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

　　出生于1952年的北京,李银河经历了混乱时期里所有的运动和变化。

　　在内蒙河套地区的盐碱地垦荒屯田,又去山西农村插队,22岁,她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去山西大学,被分到历史系,在课后则自学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

　　王小波曾在文章《另一种文化》里记述过这个时期的一段轶事:

　　“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位村里来的女同学在班里大声说道: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太监!说完了这话,还作顾盼自雄之状。

　　班上别的同学都跟着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我老婆性子直,羞答答地说:啊呀,我可能是知道的,太监就是阉人嘛。人家又说:什么叫作阉人?她就说不出口,闹了个大红脸。当时她还是个女孩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太监、阉人,受了很大的刺激;好一阵子灰溜溜的,不敢见人也不敢说话。”

　　1977年大学毕业后,李银河被分配到《光明日报》史学组做编辑。就在她去的第二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1978年下半年,李银河又被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做些政策研究、起草文件之类的工作。26岁的她与同事林春合写了一篇《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后来被全国各大报转载。这篇文章被誉为“打破了不允许谈论民主的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