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青萍从小住在上海弄堂里,弄堂里女孩子和女人们的故事,她一直记着……”最近,一位杭州女作家笔下流淌出了地道沪上风情的长篇小说《上海弄堂》。然而,很快,就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发现,顾艳写的这部《上海弄堂》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与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出版于2002年的小说《鱼和它的自行车》相似得如双生儿。《上海弄堂》的人物设置和情节脉络不仅与《鱼和它的自行车》如出一辙,连叙述的语气、段落的组织、意象及意象出现的秩序都存在着大量相似的现象。
“剽窃”一说,不胫而走。耐人寻味的是,争议当前,仍无碍《上海弄堂》单本的发行。
与此同时,无独有偶,文坛“抄袭”几成连载:继《梦里花落知多少》后,再次涉嫌抄袭的郭敬明的长篇《小时代》也越卖越火,9月27日才上市的《小时代》,在9月30日截止的统计数据里,以3天的销量,夺取了9月的销售冠军。同样,当10月30日结束的时候,开卷发布的全国监测数据,《小时代》以5600册的监测数据,蝉联当月销售冠军;而“80后”另一女作家安意如温柔中的心机更是让人瞪目:先前两册《人生若只如初见》、《思无邪》有剽窃只初见,露冰山一角,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再出《陌上花开缓缓归》,却见书后列举了参考书,并声明“不能保证不和别人的雷同”。好么,声明在先,你还能说这是剽窃还是抄袭?这让人不得不叹服,文学打假,竟变成软弱无力的假打。
当事人拒不认抄
“那是80年代初夏,我17岁,考上了医学院附属的护士学校。……在生命的每一处哪怕最微小的转折处,我都在心里热烈地盼望着奇迹的出现。”(陈丹燕,《鱼和它的自行车》)
“20世纪90年代初夏的一个黄昏,她18周岁,高考时报考了上海医学院。……在生命的每一处,哪怕是最最微小的转折处,母女俩都在努力把握机会,盼望奇迹出现。”(顾艳,《上海弄堂》)
与陈丹燕所写不同的是,顾艳将“我”由第一人称改成“沈青萍”,又把主人公的家庭状况从父母双全改为父亲早逝。整部小说中,凡是与《鱼和它的自行车》中有相似的部分,只有这个开头是改动最大的。但顾艳不认为这是抄袭、剽窃,她在天涯相关帖子中表示:“《上海弄堂》和《鱼和它的自行车》是两个不同故事的小说。作为作家写作品是不愿意和别人雷同的。但有些个体经验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有着公共的经验。”“在已经出版的长篇小说中,任选两部去寻找,哪里找不到有相同的句子?”
至昨天22时50分本文截稿时,顾艳仍拒绝与本报记者直接交流。但她在天涯网上表示,天涯网必须向她公开赔礼道歉。
评论家心忧原创
“顾艳是杭州人,她怎么会对上海弄堂生活那么熟悉?是不是被出版社逼急了,从已存在的文字材料中摘取了一些?”文艺评论家谢玺章与顾艳有过一些交往,他也想不明白,一名“出版了20多部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集,在中国文坛从来没有引起过异议,也没有在作家圈引起过任何争议”(顾艳本人自述)的作家,为什么忽然“手伸长了”。在谢玺章看来,一名严肃的作家,应该像珍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珍惜自己的独创性、原创性。
“写小说又不是搞翻译,怎么可能在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写出差不多的东西来?”作家陈村断然否认了“共同生活经验导致巧合发生”的可能性,他一字一句地说,“作家写得不好不要紧,作家的格调是最最要紧的。”
“以前,作家抄袭被揭露出来,是一件极为羞耻的事,必须公开道歉。而今,‘抄’功变成才华的一种了,堂而皇之地流传在市面上,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正在给我们的后代造成错误的影响,就是极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极为功利,丧失是非标准。”评论家王小峰激动地对记者表示,网络时代获取信息的便利并不能为作家的“手滑”开脱;至于众“粉丝”为偶像的错误筑起保护墙,认为“抄得有理”,那更是文化的悲哀。
被抄者心痛难平
“从上海某媒体上拜读你的连载《上海里弄》,惊叹你对上海如此熟悉!你曾经是上海人吧?”一名网友在顾艳的博客上留言道。
或许作家陈丹燕才应该是这份“惊叹”的真正归属者。本报记者昨夜就抄袭一事专访了作家陈丹燕,她并不意外。她说早已察觉自己遭了“抄”手,也早已决定了不予追究。但这并不意味着原谅。陈丹燕努力平抑波动的情绪,淡淡地对记者说:“顾艳不仅抄了我的文字,还抄了我独特的个人体验。这些流荡在字句组织中微妙的感受与体验,相信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人与我一模一样,还有这么多一模一样。”
被“抄”的作家,往往都采取了陈丹燕这样的态度,鲜有告上法庭的。这固然缘于作家的善良,但也在客观上为抄袭者继续抄袭大开方便之门。记者采访的几位业内人士都表示对抄袭行为的谴责,这不仅是对自己的不尊重,更是对被抄者的不公平。
“过了很久以后,一些经典会留存下来,成为供大家‘借鉴’的公共财富,比如大量的小说和电影采用莎士比亚剧作中的套路和桥段,而中国的许多传说故事也为后人改编、演绎,这都没有问题。但如果在当代,作家要改编、改写别人已有的作品,就必须获得作者同意或购买著作权,并且在文体上注明出处。”陈村表示。
“行业需要规范,但首先要规范的是作家的心态。如果急着出名,急着挣钱,在那种特别着急的状态下来写作,抄袭在所难免。”谢玺章的话透露出许多无奈,有专家呼吁,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问题:谁来拯救抄袭者的灵魂?
本报记者 吴越 陈熙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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