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冯友兰,是在中学课本中的一篇文章《人生的境界》里。翻看作者介绍,上面写着:冯友兰,中国著名哲学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冯友兰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地用现代方法来写的中国哲学史；他通过“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体系；他85岁高龄时耗费10年完成了7卷本的煌煌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而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实说冯友兰》却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冯友兰。

　　作为女儿,宗璞几十年陪在冯友兰先生身边,她笑着说,自己身兼数职,秘书、管家、门房、护士、跑堂都要干。在她给本报记者的讲述中,冯友兰不仅是一个专注于学术的学者,也是一位幽默风趣的父亲,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辈。

　　专注哲学“伤筋动骨”

　　把手放到窗外,普遍意义特殊意义何在

　　记者:在你眼中,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宗璞:从一个女儿的角度,我认为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有理想,有他的事业,而且非常专心地去做。

　　记者:他的专心体现在哪些方面?

　　宗璞:我给你讲两个小故事。在文革里,我们的房子多被人占了,大家都挤在一个小屋子里。当时我在城里工作,有一天回家,我母亲就说来包饺子,改善生活。煮饺子的时候,这盘饺子就找不到了,后来找了半天,我的父亲坐在这盘饺子上。他一点都不觉得,因为他满脑子都在思考哲学的问题。另一件事经常被西南联大的老先生们引为笑谈。抗战初期,西南联大几个教师从长沙赴昆明,车过镇南关时,父亲的手臂触到城墙骨折。金岳霖对我说,司机警告大家,要过城门了,不要把手放到窗外。别人都照办,只有我父亲开始考虑,为什么不能放车外,放和不放的区别何在,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何在?还没考虑完,就骨折了。

　　记者:冯先生有个特点,就是从不熬夜。那他怎么安排写书的时间呢?

　　宗璞:父亲生活十分规律,晚年,上午工作,下午听读报、会客,很少打乱。他能坚持,所以有这样大的成绩。父亲晚年耳目失其聪明,自称“呆若木鸡”。一个人的时候就背诗文,最喜韩文杜诗,还有《古诗十九首》。我现在知道他85岁以后从头开始写《新编》有多难,我才过80岁就不行了。

　　关心孩子爱说笑话

　　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

　　记者:哲学家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严肃而不可接近的,冯先生在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

　　宗璞:其实他在生活里并不那么严肃,我们几个孩子都不怕他。他很幽默,会说笑话,我现在有几个经典笑话都是从他那里来的。比如,他讲过一个柏拉图买面包的故事,说柏拉图有一次差人去买面包,店老板说,讲抽象的柏拉图买面包吗?我们只有这个面包、那个面包,没有抽象的“面包”。于是柏拉图饿死了。

　　记者:你曾经在采访中说过,冯先生专注于哲学,对孩子并不太关心?

　　宗璞:他表面上不关心我们,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实际上他是很关心我们的。如他常说,我小时爱笑,他形容说真是笑不可仰。母亲又十分能干,照料着整个家,也就不需要他多管了。父亲晚年,我们常在一起谈话,他去世后,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的谈话对手了。

　　记者:父亲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宗璞:父亲平常没有什么休闲娱乐,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就养成了喜欢读书的习惯。我家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麻将牌、扑克牌。

　　很多书都歪曲了他

　　“端赖吕后智谋多”,这不是我父亲写的

　　记者:最近出的《实话冯友兰》的书,你看了吗?

　　宗璞:看了,《实说冯友兰》让我感到欣慰,它不像现在有些口述历史那样道听途说,添油加醋,有时甚至完全是歪曲。这是一本说实话的书,可谓名副其实的书。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几位老学长,他们看到了真实的冯友兰。像汪子嵩先生,当时是进步青年,现在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了。汪先生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实在值得敬重。北大阶段像余敦康教授、牟钟鉴教授,清华阶段陈乐民、资中筠两学长,都讲得很有感情。

　　记者:你说以往的书中对冯先生存在歪曲,能否举个例子?

　　宗璞:比如父亲和江青的关系。何兆武在《上学记》里面说父亲写诗吹捧江青,“争说高祖功业大,端赖吕后智谋多。”我请教该诗见于何处。何先生查不出来,承认自己记错了。出版方三联已经向我正式道歉了。这是合乎常理的态度,应该提倡。我希望大家都能尊重事实,根据事实可以做出不同评价,如果事实是编造的,你的评价能成立吗?

　　近年出现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书。和朋友们谈起,都觉得其中以讹传讹的事很多。本来聊天可以任意月旦人物,可是落到纸上,还要称为历史,就要有根据,瞎说是不行的。

　　《实说冯友兰》揭秘哲学家人生

　　冯友兰是20世纪最有影响也是多被误解的哲学家,而《实说冯友兰》是第一部关于冯友兰的访谈实录,收入了任继愈、杨振宁、汪子嵩等23位著名学者关于冯友兰的访谈,他们大多是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现在都是术业有成的学者。在这些学生眼中,除了哲学,冯友兰还有许多值得怀念和记录之处。

　　当研究生就像学游泳

　　冯友兰女儿、作家宗璞曾说过,父亲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讲台和学校。当了一辈子教书匠的冯友兰提出,大学要培养的是“人”而不是“器”。器是供人使用的,技术学校就能做到,大学则是培养完整灵魂的人,有清楚的脑子和热烈的心,有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已往及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欣赏。

　　作为冯友兰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任继愈对此颇有感触。冯先生曾对他们说,读大学是以自学为主；当研究生就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出来的,把着手教是教不出人才来的。任继愈认为这种教育理念对今天的学生来说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现在的“填鸭式教学”并不能帮助学生建立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

　　冯先生虽然在学术上要求严格,但他却非常爱护学生。在解放前的学潮中,虽然身为院长的冯友兰不能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受国民党军警迫害的学生只要信得过他,到家里来隐蔽,他都尽力掩护,从不问他们姓名。他保释和掩护过的学生有黄诚、姚依林等。”宗璞回忆道。

　　在文革中坚强地活着

　　冯友兰是文革中被批斗得最厉害的学者之一。冯友兰的学生李中华讲起冯先生刚动完手术就被拉去批斗的事情,“那时他已经快78岁,又有好几种病。我记得他有一次刚刚动了手术,前列腺肥大切除,排尿管挂一个瓶子导到外头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被斗了,带着排尿管的瓶子,在北大的第二体育馆批斗,当时好像有中央一级的被批斗的人拉到这儿,冯先生陪斗。而且那是秋天,风很大、很冷。”

　　然而精神上的伤害更甚于斯,文革中冯友兰受到毛泽东的点名批评:“你们要学习帝王将相,就去找北大的简教授,要学唯心主义,就找北大的冯友兰教授。”简先生选择了自杀,而冯友兰先生却和弟子们淡淡地说,我不会自杀。

　　“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是7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所以,他不会轻易死。”李中华说。“第七卷是在他95岁去世前3个月完成的,完成他就放心了,如果没有完成他还会挺着。”而杨振宁则用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他的文化使命感,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口吃成为演讲的优势

　　说起冯友兰,清华的老学生们第一个想起的竟是冯老口吃的毛病。“慧心者多口吃”,看来此话说得似有几分道理。在清华,冯老的口吃与他的哲学成就一样闻名。传说,冯先生念墨索里尼,亦必“摸索摸索摸索”许久。冯自美国归,在清华开“古代哲人的人生修养方法”课,首次听讲者达四五百人,第二周减到百余人,第三周只余二三十人,四五周后竟只有四五人听讲,因为他的口才不堪卒听,一句“学而时习之”的“而”字,要“而”一分多钟,在学生中传为笑谈。

　　然而在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看来,“冯先生把他的口吃转化成一个有用的演讲办法”。他回忆起跟冯友兰先生打交道的经历时说,他虽然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由于冯先生的演讲非常有名,年轻的杨振宁也就经常慕名去听演讲。“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都知道冯先生口吃。”他说,口吃的人通常演讲不容易成功,于是每当口吃的时候,他都停顿一下,这样一停顿反倒给听众一个思考他接下来讲什么的机会。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后来讲出来的这个话,往往是简要而精辟,这也是很多学生喜爱听冯友兰先生讲座的原因。

　　本报记者　蒲荔子　实习生　吴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