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作家学者，为红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来就大有人在。

　　撰稿·河西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师论坛上，有观众问李安愿不愿意挑战一下拍《红楼梦》，李安说：“《红楼梦》是每个导演的梦想，我也愿拍，但现在还不敢碰，还是先尝试一下拍张爱玲吧。”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万人空巷，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带来的激烈争辩，安意如“红袖添香”的红学著作大为走俏，似乎都证明，中国人的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红楼梦》情结。在中国，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作家学者，为红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来就大有人在。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俞平伯、林语堂、张爱玲，再到后来的王蒙、刘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刚，都是《红楼梦》的忠实拥趸。

　　唐德刚就说：“《红楼梦》这部奇书，读者们不论年龄大小、时代先后、地域差异、政治社会制度不同，读后都会有不同的领悟。一个读者个体，他从小到老、从华南到华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到海外、从大陆到台湾、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由于生活经验的变换、知识面接触的扩大，他每次再读‘红楼’，也会‘别有一番滋味’。”

　　红学热潮：多歧为贵，不取苟同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界域里，最让林语堂倾心折服的就是一部《红楼梦》。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说：“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1938至1939年林语堂旅美期间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可以视作是他对《红楼梦》的情感日深之后，模仿《红楼梦》的一次尝试。小说之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又做起了红学研究。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林语堂的评价和常人大相径庭，在《平心论高鹗》等文中，他强调：《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可能是高鹗所续，而是他在曹雪芹残稿的基础上修补而成；高鹗的功劳和成就不在曹雪芹之下，而在他之上。这一立场正和胡适、俞平伯、张爱玲、周汝昌等人的论调相悖。胡适第一个指责高鹗是伪作者，随后，俞平伯在1923年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辨》中也对高鹗的续书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而在美国，青灯黄卷，积十年之功，张爱玲写下了她自己非常看重的论著《红楼梦魇》，开篇就有和林语堂针锋相对的话：“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很久以后才听见说后四十回是有一个高鹗续写的。怪不得！”作者问题上尚且众说纷纭，其余鸡毛蒜皮的细节上争论不休在红学界自然更是家常便饭。

　　胡适创立红学，红学的热潮就经久不衰。但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红学热也逐渐降温，可是自从刘心武的“揭红系列”在“百家讲坛”热播，并成为年度畅销书之后，红学这个日益边缘化的学术研究类别忽然又热闹了起来。刘心武是新一波红学热的导火索。早年就写过《秦可卿之死》的刘心武此次卷土重来，对秦可卿之死依旧耿耿于怀，面对“有识之士”的口诛笔伐，刘心武面不改色，乃对曰“此秦学也”。

　　刘心武从秦可卿入手剖析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斗争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不过追根究底，这也可以看作是民国初年兴盛一时的“索隐派”的遗绪。蔡元培虽然贵为辛亥元老，在当时的红学界却是很不招人待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蔡老就冷嘲热讽了一番，说蔡校长只会牵强附会，猜笨谜，自说自话，断不可信。蔡元培敢怒又敢言，遂写就《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质问胡适。两派你来我往，也有过几个回合的口水仗，但终因索隐派索隐功夫终欠些火候，每每被“对方辩友”抓住过于主观的硬伤，难以自圆其说，败下阵来。如今，刘心武这位“索隐派遗老”东山再起，文本细读和历史考证两方面都不敢大意，其核心却完全是改良后的蔡氏“废太子说”。

　　蔡元培在给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考证》所写序言中有“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这样的呼吁，倡导的是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这种学术态度在红学界内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

　　毛泽东的《红楼梦》情结

　　红学界大棒飞舞的现状有其历史缘由。朱大可对于现在以考据为主、敌视新的阐释方法的《红楼梦》研究非常不满，同时，他又尖锐地指出：“《红楼梦》研究不仅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同时也是学术政治化的开端。最先批评俞平伯的安徽青年才子白盾，后以‘极右’获罪，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而蓝翎、李希凡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威’。‘红学’从此沦为政治大批判的犀利兵器。红学界的政治风云，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的悲剧性写照。”

　　从新中国历史来看，毛泽东喜欢《红楼梦》既是他个人的文学喜好，又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政治动态的风向标。他一生中发动两次(分别为1954年和1974年)关于《红楼梦》的大讨论、大评论，都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

　　1949年后，红学能成为显学，《红楼梦》的阅读走向大众化，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钟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开始阅读《红楼梦》，之后，在漫长的革命斗争生涯中，不论是长征后到达延安还是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期，他的书架或他的身边，总有一本《红楼梦》。建国后，他的书房里、卧室中、卫生间里都摆放着不同版本的《红楼梦》。在他的藏书中，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印本及平装本《红楼梦》，有20种之多。在有的版本上，他用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画，有的上面留下了批语。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孟锦云回忆：主席虽已80多岁高龄，还能准确无误地说出《红楼梦》中的某句话是出自哪一回，哪一节，哪一页，有时还将各家不同评说进行比较。

　　1973年，毛泽东又风趣地问许世友：“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直接推动了全民的《红楼梦》情结。只能阅读《毛选》和鲁迅著作的中国读者欣喜地发现，书店里又出现了《红楼梦》，《红楼梦》首先解禁让众多文学爱好者欣喜若狂，购买《红楼梦》的读者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人们除了游行批斗之外，有了另一种更为文雅的工作：读《红楼梦》，而且要读五遍。

　　《红楼梦》真的天下第一？

　　中国人的《红楼梦》情结主要还是因为中国文学史上对《红楼梦》的评价，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前言第一句话这样写道：“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也是最复杂的作家，《红楼梦》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这里都没有用“之一”这样的字眼，完全将《红楼梦》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中国文学巅峰。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对《红楼梦》推崇备至，不敢作丝毫的批评。格非记得参观瑞典皇家文学院时看到那里摆放着许多中国古典小说的瑞典文译本，唯独没有《红楼梦》译本，马悦然解释说：“我们看过了《红楼梦》，但觉得《红楼梦》写得不好。”

　　外国人也许是口味差异。中国人呢？胡适虽然是红学的奠基人，可是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之低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给苏雪林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写了几十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话。……在见解上，《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唐德刚和夏志清打笔仗的文章《海外读红楼》也说：“胡适评‘红楼’，认为它‘不是一部好小说，因为它没有一个plot(有始有终的故事)。’”唐德刚本人的态度是站在《红楼梦》这边，大胆批评其师胡适是“崇洋’的典范，并对夏志清语多讥讽，遂招致夏志情的重磅反击，两位20多年的老友因《红楼梦》反目成仇，成为海外文坛一段奇闻。

　　要让中国人冷静地对待《红楼梦》，恐怕先要去了这汹涌澎湃的“情结”，才能做出一些客观的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