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冰心奖”20周年，葛翠琳很激动。她家里堆满了眼下正在参评的儿童文学图书，老人每天就坐在书堆里，翻阅、写阅读意见。“我已经十多年不出门了。”葛翠琳微笑着说，“冰心奖”这样一个民间创立的儿童文学奖项，行至今天，殊为不易。

　　明年也是葛翠琳从事童话创作60周年，还是她80岁的寿辰，亲友们商量着要为她开个座谈会，大家真心地交流一下创作心得，留下一些温馨的回忆。葛翠琳对此心动，“说起来这么多年，我们这代人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度过了漫长痛苦的岁月。总的来说，能够看到21世纪，看到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我还是很幸运的。”

　　从她家宽大的落地玻璃窗看出去，屋外有树荫草坪，冬日暖暖的阳光，正照在嬉戏孩童的脸上。

　　葛翠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1930年生于河北，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童话集《野葡萄》、《进过天堂的孩子》、《最丑的美男儿》、《比孙子还年轻的爷爷》、《会唱歌的画像》、《鸟孩儿》、《翻跟头的小木偶》等，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现任“冰心奖”评委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提笔写童话 民间的营养

　　1949年，我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在学校里就参加学生运动，是文艺积极分子。解放军来的时候，先是解放了现在海淀区那一带，包围了北京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几个学校的学生组织联合成立了宣传队，先到石景山发电厂做宣传工作。参加这个宣传队的，有北大的“大地”合唱团，清华的“大家唱”合唱团，还有我们燕京大学的“高唱队”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校园文艺团体。完成了石景山的宣传任务，我们这支队伍就调到城里，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

　　开国大典那天，我带着中共北京市委大院的秧歌队参加了环城游行。游行结束后，市委宣传部长李乐光(李大钊的侄子)问我：“你觉得今天最美的是什么？”我说：“孩子们最美。”李老笑了：“那你就为孩子们写书吧。”

　　后来我就留在北京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在创作组工作。当时团市委办了一份面向少年儿童的报纸，叫《北京儿童报》，约我写稿子。我就写了一个童话故事，是取材于民间传说的，讲一个小孩去上学，第一天，老师写了一横，说这念“一”。第二天，老师写了两横，说这念“二”。第三天，老师写了三横，说这念“三”。小孩就说，我全都学会了，我可以去当老师了。有个村子就请这个小孩去教书，第一天上课，一个学生说，老师你教我写名字吧。刚当上老师的这小孩说好，你叫什么呀？学生说，我姓万，叫万百千……

　　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童话故事。我觉得民间文学的营养很重要，因为民间的语言最生动。比方说我们写，“呼呼北风吹，大地光秃秃，都说春天美丽，春天在哪呢？小公鸡去找春天……”这样的句子是有节奏感的，小孩儿听了容易记住。要是直接说“北风吹了，大地秃了”，那就效果不好，音乐节奏感对幼儿很重要。

　　我小时候生活在日寇统治下，记得有一次在乡村的小学里，大家下课时聚在操场上，听高年级的同学读一本书上的文章，写的是一个东北的孩子四处流亡，怀念自己的家乡。我们都听得眼泪汪汪，泪珠吧嗒吧嗒，掉到脚下的沙坑里。这时候日本督学突然来了，同学们很害怕，那个读书的大同学，赶紧挖了个坑，把书埋起来。后来我还去沙坑里找过那本书，怎么也找不到了。那篇故事我没听完，也不知道作者是谁，可故事里怀念家乡的这个孩子，我一辈子都记得。所以说给孩子们写书一定要认真努力，多花心血，童年时代读过的书，会影响人的一生。

　　与冰心交往 “冰心像冰心”

　　50年代初期，北京市的文联、作协陆续筹备建立起来，老舍先生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我就当了他的秘书。1953年我已经出了3本童话集，也发表了一些散文和诗歌。那时候中国作家协会有一个儿童文学组，冰心和张天翼是组长，我们十几个青年是组员。冰心也刚从国外回来，老舍就带我去她家里。

　　我从小就爱看冰心的作品，在学校里晨读，老师选来让我们读的就是《寄小读者》。当时我就想，冰心什么样啊？老师说，你读冰心的文章，读多了，就知道她什么样了，因为她就藏在自己的作品里。我觉得特别有趣，作家居然就藏在自己的作品里。

　　冰心家住东单，她见到我就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燕京大学，她说哦，我们还是校友呢。她很亲切，很温柔。从冰心家出来，回去的路上，司机问我：“见到冰心了吗，冰心什么样？”我说：“见到了，像极了。”老舍先生说：“我怎么听不明白呀，冰心像冰心，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冰心像我小时候想象的一样，文如其人。

　　作协儿童文学组每星期有一次活动，冰心和张天翼负责组织，就是让大家讨论怎么写儿童文学。晚上活动结束了，我就送冰心回家。我告诉她，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文学，搞创作是从头开始。冰心就说：“我刚从国外回来，要写看到新中国，新生活，我也是从头开始。”她还说，一个作家要不断地有新的起点，才能不断提高。

　　冰心的话给我地印象很深，后来这么多年，她对我都很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像师生，像朋友，也像母女。

　　和冰心的交往，让我想起小学时老师教我们的《最后一课》。那是河北乐亭县立小学，一座古庙改成的教室，温柔善良的女老师，讲起这篇课文，总能点燃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后来这位老师去外乡教书，临走前送给我一本书，就是冰心的《南归》。

　　农村托儿所 艰难岁月

　　从1957年划右派，到1979年平反，我在农村陆续呆了多年，没有机会写书，大家也都不敢写。在农村里，我们挖石头，种大田，修地道，干的都是重体力活儿，男女都一样。

　　生活的磨炼，有所失，也有所得。农村妇女们整天要劳动到深夜，孩子都锁在家里，没人照看。大跃进嘛，劳动人民中午都不回家，带点干粮，在地里一干就十几个小时。农村干部让我办了一个托儿所，收了三四十个孩子，从三五个月大的，到几岁的都有。我一个人照顾着，给孩子们喂吃的，带他们玩。也没什么可吃的，就是棒子面粥，小孩儿总是哭，怎么办呢？我就给他们讲故事，一天到晚不停地讲。讲我听来的故事，没得讲了，就自己编，有些大点儿的孩子，也给我讲他们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陆续都写进了童话里。

　　人最重要的就是，任何情况下不能灰心，不能绝望。20多年里我也没想过右派能平反，没想过将来还能回去搞创作，但就是一定得挺住，得活下去。我老记得祖父的话，说“人生就好比下棋，棋子每走一步，常常身不由己。”祖父是私塾先生，他教书一直到自己双目失明，我还记得他教我背过的古文。祖母一辈子纺线，那吱呀呀的纺车，是我人生读到的第一篇童话。

　　新时期创作 童话反映现实

　　80年代我重新开始创作，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内容到形式，怎么样让童话更具有时代性，怎么样用童话来反映现实。

　　我就写了几个中长篇，比如《翻跟头的小木偶》，小木偶是让人操纵着，让它表演什么就得表演什么，不能由自己做主。小木偶所有的活动，都是因为幕后有一只手。就像生活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人，他的笑，他的哭，他的慷慨激昂，都是因为幕后有一只手在操纵，没有真正表现他自己的想法。

　　不过小木偶的表演，开始时是很可爱的，给大家表演了很多精彩节目。后来被坏人掌握了，小木偶就开始表演一些欺骗人的、可恶的节目，它自己还洋洋得意。到后来，操纵小木偶的线断了，小木偶就被抛弃了，躺进了垃圾箱。直到做木偶的老爷爷又发现它，给它重新做了一个身体，只有眼睛还保留着原来的。

　　小木偶就又重新表演节目。这时候，以前操纵它的坏人换了一副面孔，别人都看不出来，可是小木偶因为眼睛还是原来的，所以能认出坏人来。读者可能会从中读出一些含义，童话世界里的人物，都是幻想的、夸张的，折射出出现实生活里的真理。

　　我还写了一篇《半边城》，说的是一座快乐的城市，来了位“左左博士”当市长。所有东西都只能要半边，比如走路只准用左脚，工作只许用左手，穿裤子只有左边的裤腿，汽车也只能用左边的轮子开。就连医院里刚生下来的小孩儿，也必须把右胳膊拧断，只留下左胳膊。快乐的城市，变得充满血泪和悲哀。

　　我想表达给读者的就是，一个城市也罢，一个社会也罢，绝对化、片面化的思维方式，只会破坏生活的和谐和正常的规律害大家。“半边城”是个特别荒唐的世界，孩子们看起来挺逗乐，但他们会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世界不能这样。

　　八九十年代，我写了一批长篇童话。最近这几年，我写的主要是给学龄前儿童看的小童话，一千多字，配上彩色图画。我觉得现在幼儿特别缺乏的就是这一类读物，因为电视、游戏机很多，可是孩子们对阅读的需求绝对重要。从图文并茂的书里，孩子们能进入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语言的训练、审美的习惯，都在这年龄段打下基础。

　　我觉得给幼儿写作品，比给高年级的孩子写东西更难，有时候一个开头就要写十几遍。因为你第一句话就得把孩子吸引住，不然他就走神了。而且语言要规范、精炼，更要准确。文学性要强，但须让孩子易懂；真正好的童话，需要写作者从内容到形式，不断探索实践，用美的力量感染孩子，培养他们坚强、勇敢的性格、善良的心灵，教他们自己独立分辨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创立冰心奖 成长的力量

　　1990年，韩素音(英国籍女作家)到中国来，说冰心90大寿，怎么祝贺？我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创办一个“冰心奖”？冰心一生热爱孩子，“冰心奖”就用来奖励那些为孩子创作了好作品的作者，也奖励为孩子们出版好书的编辑和出版社。韩素音听了说，这主意挺好，这事就交给你啦。因为说来也巧，我们都是燕京大学的校友，冰心是20年代，韩素音30年代，我40年代在燕大。我是小字辈，具体的事情就由我来负责操办。

　　“冰心奖”是民办的奖项，韩素音支持下，有些企业也很热情。雷洁琼担任评委会主席，她是冰心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师。评委会里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也有编辑和退休教师，所有人都是义务劳动。这么多年跌跌撞撞走下来，社会各界都非常支持，社会反响也很好。平谷图书馆合作设立了“冰心类陈列室”和《冰心奖儿童图书馆》，专门陈列历年来“冰心奖”的获奖图书，并面向读者开放借阅。我们希望鼓励出版更多对孩子们有益的书，培养更多认真创作儿童文学的作者，也算为社会尽自己的一份力。

　　在我的印象中，一些边远贫困地区的作者，生活底子厚实，写得就很生动。他们有的是民办教师，有的是农民，比如湖南有个农民，小儿麻痹，从来没上过学，全凭自己摸索学习，作品也获了奖。对他而言不是一个作品获奖问题，而是人生道路的改变。还有边远地区的民办教师，寄来的稿子是写在糊窗户的纸上，因为民办老师是没有工资或者只拿很少工资的，生活很艰难。有的人获奖后，从民办转成了公办学校的正式教师。

　　当然从大量的来稿中，也能看到一种追着市场跑的倾向，但是大多数作者是努力创作优秀作品的。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为孩子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件幸福的事业。

　　口述/葛翠琳

　　采写/本报记者 武云溥 实习生 熊寥

　　摄影/本报记者 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