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的文化之旅，我们都忙着看窗外，忙着整理京杭大运河沿岸的非遗地图，思考非遗的存在与未来，以至于来不及跳出来看看。可其实，当旅程结束后，再以另一种眼光回望，这次文化之旅的意义，似乎不止大运河及其沿岸风景，更长远的意义还在于，它开创了一条政府主导、企业投入、公众参与的非遗保护模式。

　　★“买，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

　　董贤祥是上海出入境边检总站的一名科长，如果不是被BMW(宝马)选为“爱心车主”，成为2008宝马“中国文化之旅”车队的成员之一，基本上，这位公务员的日常生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有什么直接关联。

　　“我是学理工的，机关工作也比较单一，不过，生活中我很喜欢社会人文学科，近年来因为媒体的宣传报道，也逐渐关注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想着什么时候也能出一份力，这次愿望终于能够实现了。”董贤祥说。

　　没想到机会真的来了。这次和董贤祥一样，被宝马选中的“爱心车主”还有9名，包括公务员、白领、个体户等等，不限职业，只要是年龄在18-55岁之间，有2年以上熟练驾驶经验，热心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人，提交上本人的一则爱心故事，便可参与宝马文化之旅“爱心车主”的网络招募。

　　可以想象董贤祥有多激动。为了参加这次活动，他特地向单位请了年假，飞到北京，满怀热情地踏上了京杭大运河文化之旅。北京、天津、济南、曲阜、邳州……每到一处，都看他端着相机不停地拍照。一开始，许多人误以为他是随行记者，殊不知除了拍照，董贤祥每到一个地方，必做的另一件事就是买东西。

　　在天津买杨柳青年画，到济南买泥塑，到邳州买纸狮子头。有人对他说，其实你不用每样东西都买。可是他说：“以前我也想过要为保护民族的文化遗产做点什么，但却找不到渠道，无从下手。买，是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事，何况我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

　　★关于非遗保护的“宝马计划”

　　每个人都有自己保护非遗的方式。董贤祥是简单而真诚的，而史登科的方式显然不是普通民众能做到的。这位担任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执行官的博士，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并且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正是在他的倡导下，世界顶级汽车制造商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产生了意外的“化学作用”。

　　每年沿着不同的路线，到中国不同的地方，去了解并参与到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去——几乎在非遗成为热点后很短的时间内，宝马便迅速反应，制定了一个长远的文化遗产保护计划。2007年，宝马第一次“中国文化之旅”在北京启程，途经山西、陕西、甘肃，最后以敦煌为终点，沿途向各省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进行了捐赠。2008年，文化之旅选择京杭大运河为线路，途经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几省市，向10余个非遗项目捐款共计100万。

　　“文化遗产对个人和社会都是宝贵的财富，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遗产尤为珍贵，这也是宝马举办中国文化之旅的意义所在。”在此次文化之旅的发车仪式上，史登科说，希望通过努力，将中国的文化遗产尽可能地保留下来，并得到传承。

　　“我们很高兴看到像宝马这样的跨国公司能够如此重视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充分反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中国五千年文明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它的保护工作需要举全社会之力共同完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说。

　　★这是一个多赢的模式

　　能够与非遗保护最权威的专业机构——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合作，使得宝马的此次文化之旅无论是在线路设计上，或者在帮助大家了解、保护非遗上，都显得更有针对性、权威性和影响力。与此同时，也吸引了更多媒体的关注。

　　仅10月14日车队启程当天，就有数十家媒体到场，整个行程更有10余家主流媒体及自由撰稿人一路随行。截止11月16日，在百度网页输入“2007宝马中国文化之旅”结果有7540篇，输入“2008宝马中国文化之旅”有12500篇。

　　“文化之旅对于宝马来说是很好的一次正面宣传。”德国宝马北京代表处张亚光表示。而中国非遗保护中心项目部张巍韡则认为宝马是一次好的开始，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可以减轻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不足。

　　事实上，2003年以来的5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非遗保护工作经费虽然已达2.36亿元，但目前国务院公布的两批非遗项目已超过1000项。非遗要做的工作很多，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等，每一项都要花钱，平均算下来，每个项目得到的中央投入非常少。虽然各省区市对非遗保护的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不过整体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许多地方的非遗项目还存在资金不足的困难。

　　所以，中国非遗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张庆善先生称此次文化之旅“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开创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特别是‘企业参与’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这种方式能够唤起并增强公众关注和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让公众更加充分意识到保护文化遗产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意义。”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认为。

　　郑 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