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讨论1960年的日子如何过的问题。在讨论中，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建设的长期指导方针被提了出来。毛泽东说：大家对明年要有精神准备，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当灾年过，这一条很重要。陈云接着说：明年情况不一定比今年好。我以为要抓三条：一是做好精神准备、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二是今冬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要多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明年春耕。三是进口粮食，能进多少就进多少，我以为要“吃饭第一，建设第二”。这时有人补充了一句：市场第二，建设第三。最后，毛泽东概括为：第一是吃饭，第二是市场，第三是建设。

　　12月31日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同与会人员在北京饭店聚餐，除旧迎新。毛泽东特地嘱咐：请张平化、刘建勋、杨尚奎、叶飞、江华、江渭清、黄岩、陶鲁笳、黄火青、周林、阎红彦同他坐在一桌，以便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汇报会，毛泽东想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1年1月3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由李富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他说：去年计划有四条经验：一是计划不全面，是工业交通计划，忽视了农业；二是计划指标偏高；三是权力下放偏多偏下；四是对计划的执行检查不够。毛泽东指出：不仅没有注意农业，而是挤了农业，工业战线过长，面过宽。

　　关于1961年钢产指标，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问题，讨论得最多。李富春汇报说，开始想搞2150万吨，后来逐步下调，现在降到2000万吨。毛泽东说：是否搞那么多，能不能办得到?首先要保证农业，而后炼钢。李富春说：下午开了个小组会，提出几种方案。第一方案1950万吨，第二方案1900万吨。毛泽东说：看来1900万吨比较稳妥，究竟搞多少，还要看煤、矿石、运输的情况。要很好地安排一下，否则还要吃去年的苦头，到第四季度扔开一切搞钢铁。我想，今年仍然搞1870万吨，恐怕也难避免去年的苦头。听说还有一个方案，就是1800万吨。王任重说：是中南组叶剑英提的，搞1800万吨钢，提高质量，集中力量搞农业。毛泽东说：我担心就是1870万吨，也还可能出现去年的紧张情况。那样搞，实际上是个浪费。有几年了嘛，1959年就有点紧张，只是没有去年那么紧张。去年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由1350万吨一下子提到1870万吨。刘少奇说：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后来又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邓小平说：再加上大兴水利，大调劳力，就把农业挤了。李富春说：还有两个因素，一是基建搞多了，二是生产的面铺宽了，分散了力量。彭真说：这三年，生产资料增长了三倍，轻工业生活资料只增长了一倍。毛泽东说：总之，今年就是要缩短重工业的战线，延长农业轻工业的战线。刘少奇说：指标搞低些，努力去超过。毛泽东说：这三年都是指标定高了，后来退下来。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从9月开始大搞，1959年庐山会议整风反右以后，又大搞，1960年又搞了一年。这3年大搞钢铁，挤了农业。因此，我怀疑就是1870万吨，是否也会紧张。

　　对1870万吨的钢产指标产生怀疑，这是对的，但仅仅怀疑仍远远不够。当时钢铁及整个工业战线的困难情况还没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对工业战线的困难形势完全估计不足。在钢、铁等工业产品产量问题上，他们基本上还没有跳出高指标的框框。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1961年提?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毛泽东又问到粮食定购问题。他说：陈伯达送给他宝坻县一个生产队的材料。那个生产队经过整风，干部作风转变了，社员生产情绪提高了，生产增加了，只要他有余粮，还是要卖给国家的。从这个材料，毛泽东得到一个启发，他希望各省市区的同志，各中央局的同志，自己去摸一个生产队，心中就有数了。他说，现在整风是整顿那些坏的单位，最好摸一个有曲折发展过程的单位，如宝坻县那个生产队，刮过“共产风”，后来纠正了，生产又上去了。

　　李富春继续汇报。当讲到搞建设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时候，毛泽东说：这句话说了好几遍了，就看灵不灵。要收回一些权力，把权力收到中央、中央局、省市区三级，下面收缩一下，这样，就不会层层加码了。陈云接着说：我们不是讲共产主义风格吗?集中力量就上得快，不仅省市区要通盘考虑，中央局也要通盘考虑。最后，毛泽东要李富春把今天讲的这些，明天在全体会议上再讲一下，大家议一议。

　　1月9日，毛泽东听第五次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向会议印发了胡乔木起草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要各组讨论。鉴于几年来干部队伍中存在严重作风不纯的情况，毛泽东要胡乔木仿照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一个适用于党政干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对胡乔木起草的这个草案不太满意。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写得简单明了，使人容易记住，同时要避免起负面作用。他自己又改写了一下。“三大纪律”，胡乔木写的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共甘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毛泽东修改为：(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提高政治水平；(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其中第二条，经过会议讨论，修改为“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毛泽东的修改确实简单明了，看一条就留下一个印象，使人容易记住。他解释第一条时指出，我们干部的作风问题，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工作中主观主义很多，要整主观主义。毛泽东抓到了干部作风亦即党风中的要害问题。

　　对“八项注意”，毛泽东改得更简明了，每一项4个字、6个字，至多9个字。值得注意的是，他加了一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是沿用1930年他提出的一个口号，今天重提，显得格外重要。他说：要强调调查研究。现在调查之风不盛行了，对很多事情发言权有了，言也发了，就是没有调查。其实，调查材料不在多，一个好材料就可以使我们了解问题的实质。整风整社有通海口的经验，现在又有信阳的经验，就解决问题了。调查材料搞了一大堆，会使人陷入材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发。

　　刘子厚汇报河北省在整风整社中揭发出两个县的严重问题。由此，毛泽东提出不要为假象所迷惑。他说：河南1959年就说有450亿斤粮食，实际只有240亿斤，210亿斤是假象，我们被这种假象弄得迷糊了。事物反映到我们脑子里，要加以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抓住本质。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要反映真正的客观实际。这几年，我们在许多工作中缺乏一种谨慎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为某些迷惑，值得我们注意。当然，我们的认识只能大体上接近客观实际，力求缩小同客观实际的距离。

　　经过五次汇报会的讨论、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关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思想逐渐形成。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1月13日，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

　　他说：“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得比过去几次都要好一些，大家的头脑比较清醒一些。比如关于冷热结合这个问题，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一点，这一次结合得比过去有进步，对问题有分析，情况比较摸底。当然，现在有许多情况，就中央和省一级来说，还是不摸底。”“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彻底调查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城市人民公社。”“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毛泽东提出，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首先是要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因此要摸清情况，要做调查研究。他说：“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好不好?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提出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问题作过许多论述，在毛泽东思想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它们绝大部分是革命战争时期的著述，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论著就很少见了。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它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经过一段曲折之后，总结经验的产物。这个讲话，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为克服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

　　历经20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了。这次会议为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从1月14日到18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表示完全赞同这次会议所一致通过的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全会还听取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全会指出，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毛泽东在全会结束的时候，再一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他说：希望今年这一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

　　毛泽东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扭转整个形势的基本思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从解决农业问题入手，紧紧抓住调查研究这个工作环节。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