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960年12月24日到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次会议毛泽东先后听了五次汇报。参加汇报会的，除中央常委外，有彭真、谭震林、陈伯达、柯庆施、曾希圣、陶铸、王任重、宋任穷、欧阳钦、刘澜涛、张德生、李雪峰、乌兰夫、刘子厚、李井泉、廖志高。毛泽东一面听汇报，一面插话。别的人也有一些插话。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头脑都比较冷静，能够面对现实，和衷共济地为克服暂时困难而共谋大计。毛泽东的许多插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农村形势的估计和一些政策思想。

　　12月23日，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毛泽东听取第一次汇报。

　　在插话中，毛泽东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

　　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种人，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河南信阳地区的光山县，把坏人撤了，群众不相信，后来开群众大会又撤了一次。毛泽东强调，在这些地方，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

　　讲到退赔，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百分之五是否少了?百分之七怎么样？大家议一下。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

　　最后，毛泽东说，中央和省两级要担一些责任。帮助下边，帮助好人。

　　12月27日，毛泽东听第二次汇报。

　　关于整风整社。毛泽东说，摸底排队很重要，不然心中无数。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后，有些事情没有想到会是刮“共产风”。1959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就不会那么办了。贵州省从农村调出来100万劳动力，这就是一平二调的“调”嘛。北京大学500多学生去修铁路，苦战20天，回来后又不休整，结果100多人发高烧，患浮肿病，后来下命令休息，病就好了。可见不要随便搞什么不断革命。

　　毛泽东肯定江苏省一个报告的提法，叫作反“左”必出右,反右必出“左”，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

　　毛泽东说：“这是个新办法。”它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它能够防止反倾向斗争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避免给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毛泽东为什么说是“新办法”呢？所谓新，实际上就是对庐山会议后一味反右的一种修改。

　　毛泽东对这次整风整社寄予很大希望。他说，只要把整风整社搞好了，转变局面、争取丰收并不困难。他认为战胜灾荒、争取丰收有许多有利条件，最主要的是，有了苦战三年的经验，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当有人汇报说，去年农业书记会议强调发展社有经济有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断然说：“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毛泽东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毛泽东讲人民公社过渡问题的时候，在他强调过渡的条件必须是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占一半以上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恰恰是助长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

　　毛泽东在插话中提出，有些地方，县合并得太大了。从有利于抓好农业生产着眼，以小县制为好。

　　12月30日，毛泽东听第三次汇报。

　　随着会议对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逐步发展。谈到价格问题时，毛泽东提出：要提高粮食价格。这个问题，毛泽东是经过反复考虑的。1959年10月，柯庆施曾向他提出，恐怕要考虑粮食提价问题。当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东西都可以涨一点价，粮食不能涨价。”“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牵动太大，棉农加城市人口有一亿多。”当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吃商品粮的一亿多人口的稳定问题，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稳定问题。现在，他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只提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他算了一笔账，提收购价而不提销售价，每年差价只有十亿元，问题不大。他说：“这样，可以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工农业产品不等价的问题。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关于退赔，这一次毛泽东讲得更严厉，更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毛泽东赞成退赔要有政策界限，在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副食品基地等情况下平调的，要由国家退赔一部分；由国家退赔的，不能让县、社退赔。

　　讲到这里，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谈到“共产风”时，毛泽东再次承担了责任。在汇报中涉及省委作检讨的问题，毛泽东说：“刮‘共产风’，中央是有责任的，各省委把中央的责任担起来了。”廖鲁言说：“搞丰产田、大办水利是有关部门提的。”毛泽东说：“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汇报当中有人说，整风过后，还要讲讲大办的成绩，还是要从“一个指头”出发。毛泽东却说：先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问题，多年来已经成为估计形势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既定的思想框框。这次毛泽东突破了这个框框。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专门讲了一下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1960年会好一些，但没有估计对。1960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1958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他说：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他又说，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这可能是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