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两个凡是”挑战，既需要政治勇气，又需要政治艺术

　　“两个凡是”从哲学上讲是站不住脚的，从政治上讲是保守的、停滞的。但是，对当时的既得利益者，也就是坚决执行“文化大革命”路线而得到权力的人而言，“两个凡是”是必须固守的防线。守住了这一防线，就保住了既

　　得利益。从当时的群众感情上看，“两个凡是”还有相当的基础。群众这种朴素的感情被既得利益者利用，就形成了相当大的阻力。所以，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两年内，向“两个凡是”挑战是有风险的。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巧妙的信。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的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说这封信措辞巧妙，第一，它表现了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的姿态。不仅现在高举，而且世世代代高举。第二，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而且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三，它完全采用当时流行的政治术语，没有一丝“反潮流”的痕迹。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是反潮流的。它悄悄地用“准确的、完整的”这两个伸缩性很大的词语，替换了毫无伸缩性的“两个凡是”。

　　华国锋可能还没有觉察到其中的深刻用意，5月3日向全党转发了这封信。

　　在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又作了题为《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他这里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一提法，扫荡了“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的恶劣做法，使人们能够接受。但也使毛泽东晚年思想的约束变得有弹性了。

　　公开场合注意策略，私下直接挑战

　　在公开场合的言论，邓小平很注意策略，而在私下的谈话，他就直接向“两个凡是”挑战了。1977年5月24日，他对王震和邓力群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即汪东兴和李鑫——引者注)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清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一个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泽东同志说，他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抓住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直接向“两个凡是”提出挑战。

　　华国锋迫于形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1976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达自己对周总理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华国锋这句话就违背了“两个凡是”：毛泽东定的“反革命事件”，你怎么说是合乎情理的呢？华国锋在这次会上还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邓小平是毛主席亲自撤职的，让他出来工作，不是违背“两个凡是”吗？

　　邓小平抓住了这两句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华国锋无回旋之地。

　　从“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挑战“两个凡是”

　　接着，邓小平从对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入手，进一步向“两个凡是”挑战。所谓“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政治结论。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审阅过的。“两个估计”是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两座大山。邓小平把推翻这两座大山作为突破口，再去推翻其他一座又一座大山。

　　1977年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一开始就推翻了这“两个估计”。9月19日，他直截了当地对当时主管教育工作的刘西尧说：

　　毛泽东同志划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划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

　　然而，要推翻这些是不容易的。在邓小平讲这番话后不久，《红旗》杂志发表了“文化部批判组”的题为《一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斗争——批判“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中，又全面肯定了建国以来对文艺界的一次又一次大扫荡。(《邓小平时代》杨继绳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