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凭《暗算》获茅盾文学奖的麦家说。在获得茅奖的众多大家之中，麦家的确是个异数，而《暗算》的间谍题材以及与影视不可割裂的联系也让它备受争议。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麦家否认这是一部通俗小说或者悬疑、推理小说，认为它是“纯文学抵达大众内心的一种文本”。

　　麦家

　　作家、编剧。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现居成都。曾从军17年；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电视剧部任编剧。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开创了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

　　茅奖 获奖弄不好也是个陷阱

　　新京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你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吗？是不是采访明显多了起来？

　　麦家：采访是多了，我确实没想到获奖后采访会这么铺天盖地的，可以说是汹涌而来。而且我是不太擅长面对媒体的，应付得挺累的，所以我尽量在回避，可能也得罪了一些媒体，希望他们能够原谅我，我回避他们并不是出于傲慢，而是出于无能，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但是我想，采访增多也是暂时性的。其实我是对获奖之后的这些东西挺警惕的，包括我的手机坏了，我都没有去修，也是想减少外界的干扰。媒体是双刃剑，获奖弄不好也是个陷阱，把自己陷进去。我一直对它有一种警惕的心理。

　　新京报：很多人都将《暗算》获奖看做这次茅奖的一匹“黑马”，你自己意外吗？

　　麦家：我个人对茅奖没有抱期望，因为上一届我的《解密》也入围了，我觉得我的作品比较另类，和茅奖约定俗成的东西还是有距离。我的小说从内容上确实和传统小说有很大的差别，一个新东西能不能被一个权威的奖项一下子接受，我们需要等待，我没想到我等待的时间这么短暂，这次确实让我感到很意外。

　　新京报：其实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还是，不少人都把《暗算》当作一部因影视走红的通俗小说，和茅盾文学奖纯文学的定位显得有些不一致？

　　麦家：我的小说的写法外界有人说是通俗小说，但我怎么可能写通俗小说，我的作品绝对是研究出来的，纯文学抵达大众内心的一种文本。小说就有这样一种文本，在中国基本是灭绝的，它既有文学性又可读。文学到了今天，强迫读者读一本书是不可能的，只能增加可读性，让读者喜欢。我是在潜心研究这一点，我之前也写过很多小说，一点名气没有，穷则思变。茅奖获奖的作家基本是80年代就成名，大家耳熟能详，作品是宏大叙事、苦难叙事、底层叙事，他们这一代作家由于成名早，一度成为文化英雄，他们也无需像我这样研究读者心理。我的读者都需要自我培养，或者从别人那里挖，要拿出来点独门功夫。在2000年以前，江山其实已经定格了，现在我是要另立山头。

　　题材 写作就像恋爱那样偶然

　　新京报：也有人拿你的作品去跟一些侦探、悬疑推理小说去比较，你受了这些作品的影响吗？

　　麦家：我是不希望别人把我的作品当作悬疑推理小说去看待的，我的小说就是正常的小说。一方面，是文学小说，另一方面，又打开了一个新的文学市场。中国小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是很注重故事的，之后由于现代派的引进，就以不讲故事为荣，觉得讲故事太通俗了。

　　为什么黄依依(《暗算》女主角)这个形象受欢迎？因为高大全的形象走下了神坛，他们也有普通人的爱恨和缺点，这个形象如果放在那个崇尚高大全的年代里，就会变得很荒唐———你怎么能让一个女英雄的生活作风有问题呢？人们也不会接受。

　　新京报：在你看来，强调故事性与艺术上的先锋追求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麦家：你其实说到了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好像一篇小说重视故事就不先锋了，不文学了。其实，我认为文学性的很重要一个内容就是怎么讲好故事，同样的故事讲出一种异常，一种陌生感，那就是新潮、先锋。博尔赫斯是世界公认的“先锋作家”，同时也是一个讲故事高手，他被喻为作家中的作家，文学地位高不可攀。但仔细品一下，他干了什么？无非就是讲了几个“一千零一夜”式的哲学故事而已。相反，法国新小说、意识流等文学流派，以消解故事为“己任”，但流派的浪潮之后，几个读者在读他们的小说？这些小说顶多就是以一种流派存在，而难以作为经典小说广为流传。这是他们消解故事应该付出的代价。

　　新京报：有评论说，这次能获得茅奖，《暗算》的题材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之前也写过军旅题材、故乡作品，为什么最后还是坚持写了《暗算》这个题材？

　　麦家：肯定是表达自己最重要。首先还是寻找自己，找到自己最感兴趣也最能表达的东西。这也并不是那么好找的，一个作家想写，这是一种必然，但写什么，这是一种偶然。作家的写作是处在一种无知和盲目当中的，就像谈恋爱一样，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但这个另一半是谁，你并不知道，只有当真正碰到这个人时，你才会恍然大悟。

　　观察 中国小说沉迷于凡俗人生

　　新京报：你说写这种“特情小说”是对当前写作的一种失望。具体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失望？

　　麦家：我的三部长篇，《解密》、《暗算》、《风声》，都在试图塑造一种“新英雄”形象，他们为国家利益付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但当代是一个不相信英雄的年代，如果我把这些形象放置在我们眼前、身边，放在企业、公司、乡村，肯定要遭到读者的嘲笑。放在这种秘密部门，相对来说要可信一些，因为我们本来就承认他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但同时，这种人对我们的辐射力又要小得多，我们会认为，那是他们，应该这样。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理想，有承担。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今日的文学，急需向我们展示更多的肯定和确信”。具体在《暗算》和《风声》中，你是如何传递这种“肯定与确信”的？

　　麦家：中国小说沉迷于凡俗人生、小事时代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私念，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现在我们的小说大多写的是黑暗、绝望和丑恶，并且写得惊心动魄，这种来自人性深渊的力量同时也粉碎了作家对世界的信心———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这些年的中国小说重复了西方文学的这条写作道路，再加上近年来消费文化的隐秘介入，平庸人生更是成了大多数小说的主角。很多人都觉察到了，这样的阅读令人意志消沉、精神涣散。换句话说，这些年的文学基本上都是否定型的写作，但没有肯定的否定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新京报：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你是否会因为表达这种态度，而回避书写叛徒或逃兵这样的故事？

　　麦家：那不一定。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英雄中会出叛徒，叛徒中也会冒英雄，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性正是文学的酵母。文学不解释世界，也无需承担宣传任务，文学要“负责”的也就是反映人心和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

　　本报记者 刘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