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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若在世绝不会允许寂静的公园里有游乐场，也不会允许烟囱出现在麦田，更不会允许水泥这种凝结快速但面目无情的东西大面积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文/杨键

　　我在工厂做了十三年工人，但有关工厂的文字却一行也写不出。苏东坡在被严格监视的情况下可以佳作连篇(惠州和黄州时期)。

　　说来可笑，我在工厂做了那么多年居然没有记住油表的准确数字是多少。作为一个三班倒的工人，我明显感到，我们这个有着十多万工人的大企业，真的很难出几位读书人。

　　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诗人，写到这里，我感到汗颜，我们是什么呢？

　　苏东坡从最小的凤翔判官，一直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仅次于宰相之位)，期间又一贬再贬，最后死在被皇上召回的常州。他做判官，亲眼目睹了改革家王安石政治变革之恶果。他四处被贬——包含了中国大部分地域——熟悉了这一方国土，这对他成长为一个诗人大有裨益。他若没有这些经历，不过是安居乐业的朝廷命官而已，不可能成为国人精神生命的一部分。这种中国式的贬官制度反而有一种塑造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乃是在起伏中，不是在直线中领会，这样的例子太多。它同西方很不一样，最不同的是它的文官制度。文官制度是中国文化几千年不变、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我在杭州、苏州时即可明显感受到虽经过几百上千年，他们的影响至今犹存。他们对一个城市如何建立才能称之为美，称之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心中十分有数，这就是文官制度的美妙之处：他们是美的体验者，也是美的陈述者和创造者。

　　目前国内大部分城市千城一面，其主要原因为管理者自身不懂得美，不是美的体验者，陈述者和创造者。他们对美的认识仅止于绿化。这导致我们建设一个城市就像复印一份文件。苏东坡若在世绝不会允许寂静的公园里有游乐场，也不会允许烟囱出现在麦田，更不会允许水泥这种凝结快速但面目无情的东西大面积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将其遮挡，与自然携起手来。他深知自然的四季之美是可以将我们塑造成良民的。

　　苏东坡有几件事值得一记，一是他20岁考中进士，欧阳修对其儿孙说：“三十年后，无人再论老夫，惟论苏东坡。”二是苏东坡有一个130岁的道士朋友乔工，还有一曾在他黄州家中住过一年的和尚朋友参寥。他写过一首诗，说陶潜一定是他的前身。三是他同他最爱的女人朝云生有一子，取名遁儿，他希望他“愚且鲁”，但遁儿十个月后死去。朝云终日精神恍惚，他作诗说：“我泪犹可拭，母哭不可闻。”四是苏东坡属天蝎宫，他说，这就是他一生为何饱经忧患之缘由。

　　苏东坡在养生方面也有见地，曾写过一简要良方：

　　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为富。

　　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肉。

　　苏东坡在去世的那一年，也就是1101年写过一首非常伟大的诗，我认为从这一首诗可以看出东西方诗歌之间的根本不同，诗名为《六月二十日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冯友兰先生曾经在谈人生的境界与人和宇宙的关系，分为四个层次，依次是功利境界、自然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苏东坡的这首诗无论自然道德，天地都一并到达。

　　西方诗人，我认为，尚处在功利境界向自然境界的艰难跋涉的过程里。美国诗人弗罗斯特就是一个典型。苏东坡写的124首《和陶诗》，随便哪一首都能超过他的《雪夜林中独步》。

　　要说对自然的认识，中国一定第一。而对国家之忠贞，中国更是无与伦比。中国是一个最讲究进退自如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它的儒家文化以及山水、乡村之美丽，而工业无节制之发展正在影响这一退路。苏东坡一生没有退成，所以最爱陶渊明。但这正是他胜过陶渊明之处，他在颠沛流离中形成自己的退路。死的时候非常安详，不像他的对手改革家王安石。

　　据说王安石死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一个农妇向他走近，跪在他面前，向他呈送一份诉状。王安石记得把诉状放在口袋里了，但到家一看，那份诉状不见了。第二天他因惊吓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