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时期改名，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

　　1916年春，刘少奇结束了在玉潭高等小学3年的学习。这几年，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大侵略、北洋军阀卖国求荣、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称帝等国内外重大事件。在这些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封建统治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在刘少奇心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开始懂得，要使国家强盛，民族振兴，每个炎黄子孙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暗暗下定决心，作为炎黄子孙，要为振兴中华，报效祖国，奉献自己的一生。为了能经常激励自己，他将“渭璜”的名字改为“卫黄”，以表达他誓死保卫炎黄子孙的抱负和决心。他在自己的课本、书籍、笔记本的封面写上“刘卫黄”的名字。他还利用课余时间雕刻了一枚“刘卫黄”的大印章。如今，在刘少奇纪念馆展厅里陈列的刘少奇早年读过的《资治通鉴纲目》和《了凡纲鉴》封面上，就有他写的“刘卫黄”的字样。1916年的寒假，刘少奇用小刀精心雕刻了一个竹笔筒，在上面刻下松鹤图和“卫黄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激励了青年刘卫黄的革命决心。他认为作为炎黄子孙不能碌碌无为，虚度光阴，而应当少有奇志，于是改名“少奇”，并于1920年起正式使用。从此，刘少奇的名字，就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白区工作时期，隐姓埋名，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两次反革命政变，中国政局急转直下,波澜壮阔的大革命归于失败。30多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大部分被破坏，幸存者被迫转入地下。腥风血雨笼罩中国。在长达10年的内战期间，刘少奇凭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开创了党在白区工作的新局面，他用过的仲篪、吕文、陶尚行等20多个笔名、化名，记载着他在这条战线上为中国革命作出的独特贡献，是我党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

　　1927年7月14日，刘少奇偕夫人何宝珍一道辗转到达沈阳奉天，定居在北市工业区78号的一座陈设简单的平房里，他以小职员身份为掩护，开始了他在满洲省委披荆斩棘的战斗生活。1929年8月22日下午6时许，在省委干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前往奉天纱厂酝酿工人罢工。在厂北门外的小树林里与人接头时，由于叛徒的出卖，刘少奇被厂方当作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逮捕。审讯时，敌人逼问刘少奇叫什么名字。刘少奇不慌不忙地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说：“成秉真。”成秉真是刘少奇一个表哥的名字。他说自己是个排字工人。听说奉天日子好过，想投奔过来找同乡介绍个工作，混碗饭吃，至于什么“煽动工潮”一无所知。他的应变对策，使敌人无法获取任何定罪的线索，只好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被判40天拘役后将其释放。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同时决定派刘少奇作为党中央代表到华北指导北方局工作。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正深入华北腹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内“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消除，轰轰烈烈的学生救亡运动正遭受国民党政府的镇压。

　　1936年春，刘少奇到达天津，曾以周先生化名租赁天津黑龙江路隆泰里19号楼上的房屋。当时，他为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而进行了努力，主张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很好地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为此，刘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的内部刊物《火线》以及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进行党内外的教育。这些文章，有的署名K·V，有的署名陶尚行，有的署名莫文华，有的署名吕文。他在文中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白区工作。

　　刘少奇用这些名字，写出许多优秀的文章，像一把把利剑，插入敌人的胸膛；更像一盏盏明灯，照亮和指引着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刘少奇及河北省委的信中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足以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