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就被扣上“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丁玲在北大荒》(中共党史出版社，郑笑枫著)讲述了丁玲在12年无罪流放生涯中的经历，既有非人待遇，也有与北大荒的不舍情缘。

　　没讲一句话的右派

　　1950年到1954年期间，丁玲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

　　最后一篇作品

　　历史的误解，使丁玲蒙受委屈最大、时间最长的，是1933年她在上海担任“左联”党团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时，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幽禁在南京这段事实。陈明回忆说:早在1943年延安整风审干前几年，康生就蓄意在这段本来已经很清楚的历史上做文章，在丁玲脸上打上一道“金印”。丁玲当时曾为此事去枣园见过毛主席。丁玲记得当时毛主席还爽朗地笑着对丁玲说:“你逃出南京国民党监狱，投奔到延安革命根据地来，你到保安我就写了一首词欢迎你嘛！你还记得么！‘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嘛！是党设法营救你出来的，这一段历史是清楚的嘛，你到组织部找陈云同志谈谈就可以了。”毛主席还曾对丁玲说过:“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丁玲不解地问:“我跟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去他那里干什么？我和他风马牛不相及。”后来，丁玲才弄明白，原来是康生捏造罪名，使自己背了“黑锅”。1979年，有关方面为错定丁玲是“丁、陈反党集团”头目、错划丁玲是“右派分子”平了反，恢复了她的党籍。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三十年代在南京被特务绑架关押的这段事实，尚未作明确结论，留了一条不长不短的尾巴。

　　关心她的朋友，尊敬她的读者，在多少次交谈中，在电话中，在书信中问起这件事，都替她鸣不平，希望她站出来，把真相告诉国内外读者。她感动，她感激，但她对陈明说:“这些年来，有人向我头上泼了不少脏水，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宁可受委屈，党还没有为我这段历史做结论，我就不能背着党自己去向外人澄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书记处已批准，正式发文，彻底恢复她的名誉。随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签发的、印着“中央组织部文件”几个鲜红大字的文件。捧着它，丁玲的双手，在微微地抖动。

　　她十分郑重地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一行铅印的大字展现在她面前:“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读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颗跳动的心在读。她几乎是屏住呼吸，读着党中央给她做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接着，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她在20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陈明说:丁玲在遭受诬陷、折磨时，从不流一滴眼泪，这次他看到她的眼眶湿润了。她的行装已打点就绪，机票就放在案头，明天就要乘飞机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但她没有休息。陈明看到她拿出纸张，戴上老花镜，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她要把她此时此刻对党的感激之情，向党表达。她要把她这些年来，承担巨大屈辱而凝结成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对党的信赖，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追求，向党表达，这是她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的全文:

　　中央组织部并请转敬爱的党中央、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好！

　　三中全会以来，你们受命于危难之际，身负重任、政务繁忙，因此我平日极不愿打扰你们，分占你们的时间。但现在我必须写这封信，必须向你们打开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讲出来。我要大呼:“我感谢党！感谢党中央！”

　　日前，中央组织部通知我:“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达。这真如一轮红日，从浓雾中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对党的感激之情如热泉喷涌，我两手高举，仰望云天，满含热泪，高呼:“党呵！母亲！你真伟大！”

　　我写文章已经近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激荡的心情。

　　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命的正道，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一生。从1932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52年来，我得到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进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坚决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能改善我的处境，改正周围的人对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学习，吸取力量，鞭策自己。这种起步和历程，自然是很困难的。但经验告诉我，只能坚持这种态度，把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为日常的行动，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总是可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变坏事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劳动以后工作之余的一点乐趣。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为许多人平反冤假错案，也为我恢复了党籍。我有权写文章了，能为党大胆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尽管偶尔也还有一丝薄薄的网络笼罩着我，有些阴影不时象幽魂似的流荡在我周围，也有些闲言闲语，不可能不传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乐观、豁达，也难免对我的精神情绪不发生丝毫影响；而且总会觉得这是一点缺憾。但现在却什么都澄清了。党内的一些同志，以及党外的一些人士，也会为此感到欣慰。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我年事不小，有点宿疾，但身体还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脑子还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气，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生。专此奉达。

　　谨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寿！

　　丁玲1984年8月她把信慎重地收进抽屉，准备回京再作修改。谁知这一封最充分地表达了她对党的无限深情的信，竟成为她的“一封未发出的信”，直到1986年6月29日，丁玲去世4个月后，这封信才在《光明日报》上作为最后一篇作品发表出来。

　　中央为丁玲这段历史作出正式结论后，她说:“我现在可以原原本本的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公之于众了。”她写了《魍魉世界》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她被国民党逮捕后的生活、经历和在复杂的环境中的斗争历程。她生前只写完了这部书的初稿。她去世后，经过陈明同志整理，才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