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这话说得太绝对了，还是陆游说得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次跟着“BMW中国文化之旅”沿着大运河南下，考察沿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况，对一个久坐北京城的编辑来说，正是一个躬行的机会。

　　行罢回来，检视所获，难免有走马观花、雾里看花之感，但到底看到了真正的“花”。我们在前一篇系列报道中，已经向读者介绍了不少美丽的“花朵”，本篇更多是从一个来访者的角度，去感受、体味所见到的风景。

　　1793年11月2日，已经见过乾隆皇帝的马戛尔尼勋爵和自己的从人坐船沿大运河一路南航，这天正好来到了清江浦，在这里，他们需要让船只横渡黄河，然后顺黄河激流而下，从而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他们的旅程。

　　由于这段航程异常危险，所以在启航之前，“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根据这位英国随员的描述，随后，船老大摆出几碗肉类菜肴，油、茶、酒、盐各一碗，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所谓“风景”

　　在18世纪的英国来访者看来，这些仪式显得陌生而且不可思议。但是两百年后，如果他们再来，可能就无法看到类似的“风景”了——横渡黄河在现代船老大看来，恐怕也不算什么一定要靠天老爷保佑才能发锚的大事情。不过，在那时，靠水吃水，自有规矩，科学不甚昌明的时代，也有其不得不然的道理。这些历史记忆和我们现在所要探访的“非遗”世界，如同年画作坊、雕版印社、草台班子、泥塑工厂等等，都属于那个时代。今天的我们，看到那些和城市文化不相符的旧痕，有时候也不免有点像18世纪的英国来访者，对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不期然地感到陌生与惊奇。

　　其实，当我写下“风景”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已经察觉，我和我将要探访的那个世界拉开了距离，我不在那个世界中，即使置身于一个作坊、面对一位艺人、欣赏一幅作品，我都是在其外部，探头探脑地小心打量。

　　依稀可见的“风景”

　　说起“非遗”的风景，和民间节庆、大众信仰、百姓用度、日常生活都有关联。

　　在江苏，邳州人有一种特别的舞蹈表演，叫做“跑竹马”，颇似北方地区司空见惯的“跑旱船”。一片锣鼓、唢呐声中，演员出场，当头一位京剧武将行头，长须，胯下一匹“麒麟兽”；其他四位身着黑、白、青、红四色盔甲，无须，一人胯下一匹“竹马”。这五人在舞台上“跑”来“跑”去，煞是热闹。

　　表演者很清楚，他们正在表演的这个曲目叫做《跨马游春》，讲的是金大将兀术率众妃子男装游春的故事，不过，在看热闹的观众来看，也仅是热闹而已。这是节庆的力量，通过一种欢乐的舞步，把一种戏剧化了的历史或者纪念最终变化成简单的娱乐方法。而与信仰有关的“风景”，比如祭祀仪式、形象化了的年画等，又更丰富和复杂。正如船老大的祭祀仪式固然简单，原因却涵盖极广。简单说来是“趋吉避凶”四个字，然而具体到各行各家各人，又大有不同。

　　靠水吃水，走河拉纤的人当然要敬河神。这保护漕运的神祇是谁？根据不少的史书、笔记，从明代开始，“金龙四大王”是朝廷承认并且供奉的漕运之神。元灭宋时，隐居金龙山的宋人谢绪(他在兄弟中排行老四)赴水而亡，明灭元后，尊其为神，清入主中原之后，对这位神祇更是推崇有加，这大概是因为明清时代，漕运变得异乎重要的缘故。不仅“金龙四大王”，不少曾为漕运出工出力的传奇人物也死后被“封神”，比如“党将军”，原是一位清代堤工，名叫党得住，谐音“挡得住”，因公殉职后，也成为保护运河的尊神。

　　明清的运河沿岸，一定是一个满天神佛的时代。除了保护漕运的大王、将军，老百姓还有着许多的民间信仰，少不得敬奉神像，灶边供奉灶王，门上供奉门神，辟邪悬挂鬼王钟馗，求财需找文武财神，求子要求土地公公土地婆婆……今天，无论在天津杨柳青还是苏州桃花坞，我们都能在年画里看到这些似乎已经过去了的痕迹。

　　天津杨柳青，年画玉成号是个老字号了。但是现在严格来说，它只能算是一个家庭作坊。玉成号霍家总算是殷实人家，不必为生计发愁，霍庆有把自己花钱收购来的年画古版、古版年画搞成了一个家庭博物馆。从中，我们可以依稀看到，种种信仰是如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至少是逢年过节，在人们要张贴年画，盘算来年，讨个好兆头的时候。

　　在信仰的强大动力之下，年画大概是把需求与艺术结合得最好的东西之一。玉成号里可以见到的新老作品中，除了和传统戏文有关以及表现地区社会生活的年画外，更多为求神、辟邪而制作，《年年有余》、《钟馗》、《门神》、《灶王爷》是最多见的画面，驱邪的钟馗画得极其威武有神，而抱鱼的童子又着实憨态可掬，至于灶王爷，则多是慈眉善目的老者形象，可见旧时人们对神灵的想象是非常人格化的。

　　沿运河南下，到苏州桃花坞，年画风格又有不同。苏州人王斌说：杨柳青地处乡下，辐射农村，而桃花坞年画是避祸而到了城郊的城市年画，文化精神因此大异其趣。这说法虽不尽然，却不可谓没有道理。以桃花坞年画公认的代表作《一团和气》来看，题材上已经很有不同，商业精神很重的“和气生财”思想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现了出来，不是单纯地求神、辟邪了，毋宁说其中还蕴含了告诫和劝勉的世俗道理。

　　桃花坞的年画中，不少是风俗画卷，可以看到“非遗”与百姓日用之间的关系。至于苏州的苏绣、宋锦，南京的云锦，甚或是扬州的富春茶社点心，这些可见的景致，就更是直接的百姓日用，无关“怪力乱神”的民间信仰了。

　　渐行渐远的“风景”

　　在古代运河地区，信仰的力量不仅仅只浸染在年画的领域，更重要的还有对雕版印刷业的推动——雕版业的壮大，最初正是得益于佛教信徒印制传播佛经的需要，而且，之后数百年间，佛经的印制，也是维系雕版产业运转的重要市场空间。

　　更往后，江浙皖一带人才辈出，知识分子扎堆，文化传播速度加快，雕版印刷术更是有了用武之地，逐渐形成私刻、官刻、坊刻竞相繁荣的格局。

　　在扬州，现在依然存在着专事雕版印刷的广陵古籍刻印社，在电脑排版、激光照排、机器印刷、书商遍地的今天，他们独享一处幽静院落，工作在此的大小职工，言谈之间对自己这份工作的自豪，和他们办公室里渗透着的幽幽墨香相得益彰。只不过，雕版印刷作为出版业的“旧时王谢”，如今也只剩三两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翻滚，多少也让来访者兴起一番感叹。遥想明清时代，文化生产的步伐也是紧盯市场的，雕版印刷的内容早已不限于印制佛教经典与儒道文献，“畅销书”这玩意儿，正是在那个时代横空出世，《西游记》、《拍案惊奇》、《三国志演义》都是“各领风骚”一时的作品。为了抓住读者，不少书商甚至亲自操刀，炮制迎合市场的作品，比如著名的书商熊大木，就抓住“岳飞”这个卖点，写成了畅销书《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很赚了一笔。所谓“注意力经济”，那个时代的中国书商就已经深得个中三味了。

　　自然，这是我们无法再见、只能想象的雕版印刷的黄金时节。科技的进步是雕版印刷的市场空间日渐萎缩的关键，机械复制时代里，广陵社只能把市场的定位往上拔高——只有在审美和典籍珍藏的层面上，相对低效率却又保持古朴特色的雕版印刷才有存在的必要。

　　那渐行渐远的景象，在江苏省邳州市岔河镇里也曾出现在我们眼前。王如坤是如今当地唯一还在经营染坊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村里同样的染坊有60多家。很多地方的蓝印花布已经改为机械化生产了，王和他的家人仍在用祖上传下的染缸，固守着30几道传统工艺流程。你能想象，一个手工作坊，每天只能生产30多米布匹，一眼看去并不能马上引人驻足……如何去市场经济大潮里保全与发展？

　　在杨柳青或者桃花坞，年画的未来命运其实并不比雕版或者蓝印花布来得更好。

　　杨柳青年画老艺人已经很少了，霍庆有能有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已经殊为不易。他跑遍了杨柳青和中国的各大年画产地，尽可能收集寻找各种有价值的版样和老画，“年画的根在版上，我现在最担忧的是许多老版被外国人买走。”老版老画拿走一张就少一张，不过，更困难的是这门手艺怎么往下传。霍家收藏的老版样虽然少，可是能够跟着学这手艺的徒弟却更少。“没人愿意学。”霍说，“从前徒弟跟着师傅，跟个免费长工一样；现在师傅还得给徒弟发工资，就这样，还没人来。”

　　不来有不来的道理。今天的来访者看年画，往往拘泥于画面的美或不美。其实，所谓美，也不过是谁根据什么标准来看待事物的一种评价而已。年画对于人们的真正意义，主要在于功能。灶神总归要贴在灶台而不可跻身于门上，佛祖只能供奉于堂屋而不可屈就于卧房，木匠之家贴鲁班像，铁匠、窑工之家大概奉老君像，这些自然不可以乱了章程。人们信，趋吉避凶的需要便有，年画作坊的生意也有，反之，不信则无。连灶君这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好朋友神仙在当今之世都谋不到岗位，更不要说其他。曾经在杨柳青流行一时的“缸鱼”年画，原本贴在水缸边墙上，鱼头朝外，以祈求丰饶，后来因为自来水的普及，便迅速没有了需求，即便偶尔有人贴在自来水龙头上面，大概也“行之不远”矣。

　　“风景”，大雅久不作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大雅”衰颓的年代里，才气纵横如“诗仙”李白，也只好哀叹历史潮流之浩浩荡荡，将才气宣泄为几首《古风》，聊寄思古之幽情。

　　况乎年画、雕版、蓝印花布之类，相去“大雅”，多少有点距离……况乎我辈所处之时代，较李白之时代，尤为变化多端、节奏奇快……

　　说到“风景”之“依稀可见”与“渐行渐远”，终究还是能够看到，“非遗”有物质依托形式，总算有迹可循。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风景”，这风景在前人的眼中，在泛黄的书里。

　　还是引用那些真正像看风景一样仔细观察过我们这片土地的来访者的语词吧：

　　这是英国人赫脱南(马戛尔尼随员之一)在1793年看到的京杭大运河——船经过运河水闸，“当一个人置身船首用一根类似桨的东西驾驶时，其他人站到航道边上，手里拿着塞满了马鬃的垫子，随时准备扔入水中以减缓冲撞。夜间，许多灯笼把航道照得通明。”

　　这是俄国人阿列克谢耶夫在1907年看到的天津杨柳青——“我不知道世界上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民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这里描绘了他们多彩的生活和神奇的世界。有讲述传说、寓言、神话的；有进行道德教育、针砭时事的；有漫画、桃符、画谜；还有张灯结彩和披红挂绿的年画。”

　　这是活生生的历史，在这些农耕时代的历史中，人们努力创造了自己的生活，今天看来式微的一切“遗产”，都焕发着美感和生命力。这眼前只能依稀见到的风景，与那“看不见的风景”逐渐消融、合二为一的时候，中国古代社会的画卷就鲜活了起来，跃动了起来。只是，当镜头再次摇回现代，那过去的时代背影，依然只在恍惚中。

　　(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