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网络出现了“季羡林藏品失窃”的传言，该说法在网络上传播并延伸到一些传统媒体。在没有公安等部门的官方调查结果的情况下，事件在网络上迅速发展，直到一周后以北大发表声明才逐渐告一段落。笔者就此流言的网络传播过程进行了进程追踪和传播进程的简要分析，以此试图分析网络舆论传播的特点以及其功能。

　　网络舆论议程发展

　　10月29日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在自己的博客上以《季羡林藏品一再遭拍卖，季老未授权》为题，披露了他28日前往北京301医院探望季老时的对话，并附上了季老接受探望时的照片。当日，《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媒体的记者和唐师曾一起约见了提供线索的张衡。29日北大校长许智宏到医院看望季羡林。随着部分报纸以及网络的报导，话题随之展开。通过各大网络讨论区的多次转贴，讨论日趋热烈。5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出声明予以回应，称暂未发现季羡林藏品外流。在这一个星期里，网络的话题方向经过了多次的转变。

　　最初的一两天里面，尤其是30日之前，由于该事件的重大性，唐师曾的博客以及《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被转贴到包括天涯、水木社区等著名网络讨论区，在网上形成了初步的讨论环境。大量的跟贴往往表达了对季老的书画被盗卖事件的震惊和愤怒，也有少数人表达了对事件本身真实性的疑惑。

　　随着举报人张衡的浮出水面，舆论开始转向和分化。

　　从唐师曾以及张衡博客上的留言来看，大部分网友的回复集中在对季老的尊敬以及对张衡的“义举”表示钦佩，并表示对查出罪犯的期待和支持。

　　另一方面，网友从各种渠道挖掘“张衡”这个人的背景，试图从对立一方探求对事件性质的判断。一些人指出，张衡是一个字画商人，在收藏品方面有自己的利益，在季羡林事件中的角色未必单纯。同时，也有网友对事件本身的发展进行了推理，认为张衡的博客在2007年建立以后竟然只有10月底以来这个事件的几篇文章，继而怀疑其“预谋已久”。

　　一位自称是“知情者”的匿名网友在唐师曾的博客上留言，说季羡林处在危险中，他的秘书杨锐——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夫人——对季老照看不佳：冬天不关病房的窗户，还给老人吃鸡骨头。他同时提到，季老以前的秘书李玉洁应该受到保护，否则可能会有不测。由于是用知情者的口吻叙述，且真名实姓地提到了许多有关人物，并有“内情可怖”的暗含意思，因此这条留言被多次重复转贴到唐师曾的博客下方，在水木社区等讨论区上甚至被直接与相关报道贴在一起。

　　网络舆论迅速向北大领导以及北大转移。除了有一些直接批评杨锐的语言以外，很多人的矛头指向了北大以及其领导制度，并且延伸到其办学的准则。大量的言论是表达对北大的痛心和失望。11月2日以后，有一些相关的网络上的报道被删除。网络的话题逐渐更多地偏向了网友们“人肉搜索”的反馈以及各自对事件发展的推理。

　　网友们继续对张衡的身份和动机表示怀疑。一位自称北大学生的网友说，此人的书画廊卖的经常是赝品。针对张衡所说，其博客上的《季羡林先生字画拍卖一事，我知道点内情》的文章连同32页的留言一起被删除的事情，有网友指出，博主自身是有权利删除文章的，它有可能是为了博取同情或者防止被抓住把柄。同时，他和季羡林的关系也遭到质疑，说他和山东大学的蔡教授与季老并不熟，他们还在山东建立了季羡林研究院，很可能是借季羡林的声望来增长自己的知名度和攫取利益。

　　一直被议论纷纷的杨锐依然是众矢之的，但是由于对其资料甚少，她的丈夫、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吴志攀开始成为网友关注的对象。他的简历被放在网络上，随即也有人称，他有大量的房产。另一方面，有人因为对张衡的不信任，为杨锐和吴志攀辩驳，认为如果杨锐真的有张衡那么恶毒、见利忘义，那么季老不会像照片上看见的那样精神，并且他们也不会在前几个月对灾区那么出手大方。另一些人则分析，吴先生的身份有那样的收入很正常，并且他们也不会为了几万元来盗卖季羡林的收藏。其他网友对李玉洁也存在争议，认为她从中做手脚才让季羡林学生见不到他。观点变得更加复杂。

　　同时可以看到，除了对事情真相的关注，也有许多人转向了对事情传播渠道的讨论中来。以张衡为代表的一些人表示对网络传播和媒体支持的赞成和感谢。另外一些人则表示怀疑，为什么张衡选择了媒体人唐师曾透露消息，而不是去找相关的司法机构。

　　网络舆论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媒介在季羡林事件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这件事情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关注，首先是由于事情本身的重大性。季羡林作为学术大师，在许多领域造诣深厚。90多岁高龄的他是中国最早出国留学的一批人之一，被称为“国宝”级人物当之无愧。 当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老人可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自然而然地引起了网友的注意。其次，由于公安司法机构的介入后信息远远落后于媒体的报道，此时传播速度最快，并能够通过复制、转贴、搜索等等各种渠道接受网友的自主传播的网络成为了人们关注事态发展的最好渠道。此外，由于唐师曾、张衡等人发布的信息都是通过个人博客这样具有即时更新、个人化的渠道，对广大受众来说少了经过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形式的处理，显得真实、完整、可信。

　　值得一提的是，在季羡林事件的讨论中，网络的舆论出现了多元分化，并且在事情真相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争议明显，出现了群体的极化倾向。这种倾向和网络的本身性质有关系。第一，由于网络身份的匿名性，使得发言者可以将自己的背景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而将自己的话语表达放在最主要的地方。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网民对言论的后果不加重视。在他们真实表达自己想法的同时，非理性、易激动的言词也未经仔细修正就被发表出来。第二，网络上的言辞并非转瞬即逝的口头语言，而是具有一定持续时间。一句原始的话即使被上百篇的跟贴淹没掉也依然存在，并且通过复制以及对相似条目的搜索、链接而反复出现在受众眼前。越是特立独行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越可能被其他人引用，从而反复出现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地方。第三，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使得个人的言论或者针对特定对象的意见变成了向所有人说的话，这就带来了其效应呈指数扩大。此外，网络舆论本身就是由分化而类聚的。由于网络环境中存在海量的信息和角度，网友倾向于加入与自己价值同质的群体来增加自己的力量，也不至于被淹没于“沉默的螺旋”的被压制一方。观点来源、角度类似的人聚集组成了相对固定的话语环境。不同的群体之间则存在异质。因此，网络舆论往往比实际交往中更容易出现极端的倾向。有数据说，“群体极化倾向在网上发生的比例，是现实生活中面对面时的两倍多。” (郭光华, 2004)从网络留言上看，有关季羡林事件的意见也大体分化成支持张衡或反对张衡两种观点。除去最平淡的没有发表具体看法的意见以外，不管是对其余的人有什么观点，网友都几乎是在表明了对举报人张衡的动机的褒贬判断之后，才开始相关的推理或陈述。这实际上是让他们分化了阵营，而保持中立的留言几乎很快就被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论所淹没，在憎恶鲜明的观点中被忽视了。

　　仔细观察舆论的走向，我们能够看见，网络媒体和社区通过与现实中媒介以及人际传播的互动，让这个事件迅速地扩散并引起关注。11月2日，中央电视台第2套节目播出了季羡林先生字画被拍卖的报刊报道。随后《新京报》、《环球时报》等媒体也发表了相关的报道。但由于这些信息仍然只是未经过官方确认的网络流传，因此传统媒体上并没有大规模的报道。但是11月5日北京大学新闻中心发表的声明表示，这个未经过传统媒体大面积关注的消息已经成为北大不得不出面澄清的问题。

　　从这样一个流言的传播，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出一些网络传播带来的弊端。

　　首先是网络传播的可信度问题。网络的匿名性让其信息的真实性无法被证实。季羡林事件中，博客，甚至博客的留言都成为了下一轮讨论的留言。而这个过程中，真相与流言无从被区分。例如，“现身说法”，或者声称是“知情者”的留言比较容易受到关注。这其中，可能是相关人士的自身观察，也有可能是造谣或者无中生有。我们甚至不知道哪些话是同一个人说的——因为一个人可能会用不同的身份发表评论，从而使自己的信息显得有说服力。这样，越是没有根据的就越受到关注，被放大并加以传播。张衡很大程度成为在这个事件里唯一显得很“民间”并且贴近当事人的声音，因此很多讨论都是基于他的说法。即使他并不完全受到网友的充分信任，但是必须说，他单方面的声音引导了许多话题的方向，人们不自觉地接受他作为“知情者”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并不能被确认。

　　其次，非理性、非正常形式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干扰了人们的认知。网络上大量存在的信息常常会过于繁杂，因此许多人会诉诸“人身攻击”、“多次重复粘贴相同内容”、“加标签下定论”等等方式，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唐师曾博客上的评论，包括类似呼告的对某人的指控或者类似于骂人的语言，有很多就是重复强调相同的信息。这样扭曲的强调让这些信息得到不必要的放大，而理性的正常逻辑的言论则淹没在信息之中。

　　另外，网络由于其来源广泛，并且因为“自媒体”的存在，比起官方渠道来说更加有可接近性，这激发了网民对从中找到“真相”的愿望。前面已经提到，网络信息缺乏可信度，但是这并不影响上面的内容很多时候成为网民话题的主要来源。这反映出网民这样的心理，即，官方的信息不一定是最完全的，“小道”的消息才更真实，贴近原貌。而从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进行“逻辑的”推理，成为一些网民乐此不疲的爱好，他们以能够发掘看似不相关的信息之间的联系为骄傲。季羡林事件中就出现了各种可能性推断。应该说，这样的推断对人们去探寻事情的真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但是因为这样的推断本身建立在没有被证实的错误信息之上，因此其对事件本身的意义小过对给提供思维逻辑方式的意义。而且，以不同的信源为前提，带来了完全不同的推理结果，使得“貌似正确”的推论也存在众多版本。从心理角度上看，网民容易将先入为主的印象带入判断，并将发现“有独特观点的分析”等同于发现“不被人知的真相”。

　　网络开放而多元，缺乏相应的管制机制，使得上述的弊端不被控制。一方面，传统媒体因为需要遵守相关的报道政策或专业准则的限制，而且受到立场不同的局限，未必完全反映网民的意见。因此，网络舆论是开辟了相对独立的公共领域，就网民关心的话题进行讨论。另一方面，这种相对的独立与传统媒体或者事件本身进程并不一致，没有人能够为其言论承担“失实”的责任，于是网络的讨论有时候凌驾于事实之上，谣言和捕风捉影的话题很可能成为被盲目关注并放大的内容。但是，“正是这种‘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独立性的存在，赋予了网络舆论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金兼斌, 2008)。不可否认，网络舆论与媒体舆论、社会总体舆论的互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讨论空间的内容。尽管这些讨论在现实中可能同真相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却提供了多方面的视角和分析方法。除去“真实无法被证实”的前提以外，事件一旦从在网络的关注延伸到现实生活，通过舆论与现实行为的互动，将更好地推动问题的解决。回头看季羡林事件，不管是商人炒作也好，利益争夺也好，又或者是有更多的复杂原因，这个事件在网络舆论上的存在意义大于实际生活的意义。正由于这些讨论，让更多的人来关注季羡林，讨论古董商的利益与炒作，探索辨别真伪的方式，甚至反思高校的管理。从这个层面来说，网络舆论还是具有其独特的积极意义的。

　　书目

　　网络舆论的演变机制 [文章] / 作者 金兼斌 // 传媒. - 2008年4月14日.

　　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 [文章] / 作者 郭光华 //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04年. - 卷 6.

　　(刘婧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