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文艺圈，出了不少洋笑星。来自加拿大的大山、来自法国的朱利安、来自美国的莫大伟、来自德国的郝莲露、来自坦桑尼亚的阿玛尔、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卡尔罗尔……但观众也许有所不知，这些洋笑星都是丁广泉的徒弟。20多年来，一直矢志不渝并自得其乐地坚持教“老外”说相声、练汉语，在相声界里丁广泉是独一人。相声这种非常民俗化的文艺形式，通过丁广泉的努力，在“老外”那里得到了传承且别开生面。迄今，找他学习的外国人，来自70多个国家，近120人。随着洋笑星知名度的越来越高，丁广泉当洋教头的名气远远超过他说相声的名气。前不久，朱利安还被评选为《汉语世界》的“形象大使”。日前，本报就丁广泉和他的洋徒弟等话题，对他进行了采访——

　　相声是一种幽默汉语

　　问：当初怎么想起要收洋徒弟？

　　丁广泉：我教外国学生说相声，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我在相声电视剧《破财招灾》里，扮演一个北京的孤老头“二大伯”一下子出了名，之后我创作的女子相声《生活的浪花》又有了第二次突破，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的导演就找到我，让我给留学生做个节目。我从五百多名外国学生中选择了四位，其中包括大山。我给他们创作了相声小品《新编孔乙己》，一炮打响，于是一些电视台的编导也来找我。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对外国人了解特别少，看老外说相声很稀罕，这类节目特别受欢迎。在排练群体相声《说、学、逗、唱》的时候，大山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他提出到我家来学。从1989年到现在，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密切的师徒关系，我还帮他策划出版了《不远万里逗逗哏》、《大山说相声》等专集，成了一个洋人说中国相声的典型。因为大山、阿玛尔、卡尔罗他们在中国成了名人，留学生就知道了和我学相声不用花钱，又能学好汉语又能玩儿，还能上电视出名，找我学的人越来越多，我就成了专职的洋教头。其实我不是单纯地教相声，准确地说是在教一种幽默汉语，是让学生通过有趣的学习来提高汉语水平。

　　问：您当洋教头出了名，但社会上也曾有过不同褒贬？

　　丁广泉：当初我带着大山、阿玛尔这些前期的学生，去参加各种演出活动，有些小报记者老围着他们，又采访又照相，我就在边儿上坐着没人理。大山还是很懂礼貌的，往往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要指出来，“你们问我老师，这是我老师教的我。”有时我挺愤怒的，还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丁先生的愤怒》，对这种盲目追捧、不尊重老师的现象，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当然现在大家都弄清楚了，了解我的人也知道了我近20年来对中国曲艺事业所做的工作。不过，我现在仍有些困惑。现在教学排练还都是民间性的，还是得自己找场地。去年我生了一场大病，我的学生莫里斯说了一句话：“丁老师可不能倒，丁老师一倒，这事儿就没了。”

　　让老外出洋相

　　是在损害我们自己的艺术

　　问：您说相声远不如您教相声的名气大，有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您，对此您是什么感受？

　　丁广泉：中国有句老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是接受这个思想的。我统计过，我教的学生近120人，来自70多个国家，他们在我这儿学习，最短的时间也是半年。有些人学完走了，就再没有联系了，他不会说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寄个卡片问候一下，甚至有的成了名之后，认为所有的成绩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这个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如果你不认识到，你心里肯定是不平衡的。我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施恩不图报”——我认真教你了，让你上台上电视露了脸，你心里高兴、愉快了，我的给予就在于这儿。我们当教师的人，实际上就是希望看到学生的成功。虽然学生的成功并不一定能抬高老师的位置，但却让老师得到了安慰，这种愉快和喜悦是别人感受不到的。

　　问：有人认为相声不景气，“老外”说相声无非是哗众取宠。您怎么看？

　　丁广泉：有些编导为哗众取宠，让外国人出洋相，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让他们出洋相的结果，是在损害我们自己的艺术。我教洋徒弟说普通话，纠正他们原来的所谓洋味儿。但是现在有一些编导，对他们说标准的普通话不满意，认为没味儿，要求他们说听不懂的中国话，去迎合观众口味儿。为此我告诫我的这些洋学生，不要到处去走穴，不要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我也曾经给他们发过通告，让大家在上节目前，告诉我演出的内容，我来给他们把关，不让他们出洋相，因为我特别反对的就是拿人耍猴儿。其实外国人也不傻，你对他尊重不尊重，他心里有数，我的学生里，就有拒绝演出转身走人的。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们的艺术品位、欣赏品位也要提高层次。

　　问：相声一直是作为师带徒的传承形式，这是不是太落伍了？

　　丁广泉：师带徒这种形式现在还必须延续，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总结出系统的相声艺术理论，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像现在河北曲校有相声课，也培养出了一些学生，但是想在舞台上站住脚，他们恐怕还得经过师带徒来回回炉。相声是咱们比较传统的一门艺术，在教学条件还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只能用传统的办法来教。师傅带徒弟是一种办法，就是教他们说和练，然后是在舞台上带着他们演。我教外国学生，实际上是有大课有小课，讲完大课之后，再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个别辅导。

　　小时候就是侯宝林的“粉丝”

　　问：“老外”说相声，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意义？

　　丁广泉：“老外”说相声起到的最大作用，是把中外的幽默文化接上轨。因为我们搞幽默艺术的人，由于外语能力不强，很难把中国的幽默介绍到外国去，现在有这么多外国人来学相声，我们从他们自身的特点上提取一些精华，加到我们的相声里边，会加强我们相声里边的幽默感，这是一件好事。我对我的学生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说的相声，能够让懂中国话的外国人也听明白、也听乐了。我的想法是，通过扬长避短，把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应该说，我的实践结果比较好，我曾经带着七个人的小队伍，到新加坡演出，连演四场，场场爆满、七次谢幕。到美国演出，也曾引起极大轰动。现在世界上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我们的相声走出国门，恐怕也像川菜、粤菜一样，到了国外得变味儿，好比北京的鸿宾楼和美国的鸿宾楼，它就不是一个味儿了，但因为符合了美国人的口味儿，它就照样很红火！

　　问：您小时候就是侯宝林的“粉丝”，后来您又成了他的第七位入室弟子，这是缘分吧？

　　丁广泉：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在西单商场对面烙烧饼摆夜摊儿。我家有七个孩子，我排行老五。那时候家里穷，我们这些孩子都得帮助爸妈干活儿，我和妹妹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到摊儿上送一暖瓶水。等父母喝完水的这段时间，我们就到商场里面去转悠。商场南面有一家欧亚照相馆，橱窗里摆着侯宝林的大照片，他特别瘦，一嘴的黑牙，在那儿乐着，就觉着他特别逗。当时我家在皮裤胡同内的新皮库胡同6号，是一个大杂院，有十三户穷苦人家，每家的房子都非常小。像我们家，十二平方米挤着九口人。没地方吃饭，大家都是在院儿里摆个小桌吃。只有一家是职员，他家有一个话匣子，每次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把窗户、门打开，把话匣子放大声音，让院儿里的人都听到。那时候中午播一些相声或者评书，一听到相声我就特别感兴趣，而且觉得院儿里的气氛有变化——虽然家家都是吃着窝头咸菜，顶多也就熬点冬瓜或白菜，但听着相声，人人脸上都有了笑容。看到侯宝林的大照片，知道话匣子里说相声的是他，我就成了他的追星族。我家后来搬到了复兴门内大街。一天下午我看到侯宝林，他提着一个黑包，从西单往复兴门走。我发现后，就跟在他后面，一直跟到广播电台门口。我当时穿的衣裤是补丁落补丁，像要饭的。他以为我是向他要什么东西，回头问我：“要什么啊？别追着了，赶紧躲开吧。”我问他：“您是侯宝林吗？”他说是。我说我喜欢相声，我想说相声。我告诉他我家是回民，我爸爸在西单商场对过儿烙烧饼。他就对我说：“我吃过他的烧饼，烙得不错。”还说：“你爸妈多苦啊，别想相声这些事儿，好好念书，长大了挣钱好养你爹妈！”1964年我考广播说唱团，侯宝林是主考官，考试的时候他认出了我。因为有那段渊源，又因为后来有苗培时(资深报人)、王金璐(武生泰斗)、吴晓玲(红学家)这三位引荐担保，1973年侯宝林同意接收我作为正式弟子。

　　丁广泉简介

　　丁广泉，河北承德人，回族，1944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回民学院，学历大专。1973年正式拜师侯宝林先生。自1985年起在历届的国内曲艺、相声大赛中多次获奖。与石小杰编演的相声《发财有术》获文化部颁发的创作、表演二等奖；自编自演的系列相声《生活的浪花》获中国曲艺家协会创作三等奖；相声《生财无道》、《男人和女人》、《签约》及小品《洋腔洋调》、《洋戏迷唱三国》分别获得中央电视台优秀作品、优秀捧哏、荧屏奖及中国第二届曲艺节“牡丹杯”奖、中国剧协的百优小品特别节目一等奖。现为中国煤矿文工团专业相声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

　　(王小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