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雪消融，万物解冻，1977年恢复高考，知识青年回到校园，对出版物形成了极大的饥渴；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大中城市读者通宵排队买书；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一个有书可出，有书可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在学术领域，遭到重创的学术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金瓶梅》研究的曲折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它与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具有相似的轨迹与曲线。在五六十年代，所谓《金瓶梅》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者身份，仅局限于一定级别的官员与研究者，为研究设置了苛刻的门槛；二是研究内容，只规定了一个指向，如何暴露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是如何压迫人民的。

　　所以，那个时候，很难谈得上“金学”研究。

　　不独金学，许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水分与土壤，都面临干涸的困境。

　　到了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金瓶梅词话》删节本，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4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韦君宜申请出版《金瓶梅词话》校点本。1985年，几经波折的《金瓶梅词话》校点本终得出版，尽管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和古典文学工作者，并凭证、凭卡购买。但由于不再只限定在领导干部，而是面对广大知识分子，这终于象征着，真正的《金瓶梅》学术研究开始起步了。

　　在随后几年里，《金瓶梅》的出版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开始繁荣起来。如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瓶梅词话》已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对它的态度，也由充满好奇心变成了平常心。

　　《金瓶梅》的命运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其他社科领域莫不如是，尽管进步有快有慢，开放幅度有大有小，但学术研究全面复兴，知识重新受到尊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得益于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将重重禁区逐步扫除，使读书、获取知识成为一种权利。那些满载着思想与智慧，被冰冻许多年，如今又被重新放在阳光下的学术研究，象征着这个社会开始正常化。我们开始尊重知识，也开始尊重个人自由。那些薄薄的书页，成为社会告别蒙昧，走向理性与文明的符号。

　　回顾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程，不仅仅有一个经济不断改革，经济高速发展，百姓走向富裕的经济脉络，还有一个思想不断解放，文化不断开放，法治观念加强，公民权利渐渐受到重视这样一个文明脉络。而在文明进步这一块，学术研究的开放功莫大焉。而学术文化的繁荣，又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