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

　　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我连学士、硕士都不是，但却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导”。当然，也只是打个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部发言人。这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三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为祖国交朋友，维护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十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一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对人民谦恭、对邪恶仇恨的经典雕塑。

　　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内容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时间谈得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我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会谈结束前的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千万不能让他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在场的中国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确，友谊贵在坦诚。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为了事业，小平同志做到了。小平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后来我到过那个非洲国家。它的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有我国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品靠进口，百分之六十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立刻按中国的样子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小平同志如此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话说得这么深刻，又这么浅显，令我永远难忘。

　　我们工作人员喜欢听小平讲话，外宾也喜欢。原因之一是，他说话直奔主题，简单明了。我不记得他的哪一次会见，包括翻译时间在内，超过一个小时。但谈话内容浩繁，让人觉得像在大学里一口气上了好几节课，需要好多时间复习、消化。

　　1982年9月的一天，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落座之后，稍加寒暄，他的第四句话就是：“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深沉，又纯朴。后来事态就是按小平同志所说演变的。

　　外交艺术似乎高深莫测，但小平同志的对外谈话总是通俗易懂，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对国家的外交方略心领神会。

　　对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这样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6年春季的一天，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在谈世界和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同样生动形象。他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我最后一次见到小平同志，是他在人民大会堂宴请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他那天兴致特别高，谈话既像以往那样深刻，又有前所未有的幽默。

　　他对尼克松说，外交部最近搞了礼宾改革，规定吃饭不上茅台。我已经退下来了，今天咱们都是老百姓，可以不听他们的喽。

　　席间，小平同志说，中国人民取得现在的成绩不容易。我们还要艰苦奋斗好几代人，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老家很穷，家里条件不好，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干活累，吃得又不好，所以个子长得小。尼克松频频点头、微笑。小平同志又爽朗地说，个子小也没关系，小个子有小个子的好处，天塌下来有大个子顶着。

　　小平同志和尼克松告别后，转过身来亲切地对钱其琛部长和外交部的年轻同志说：我接待外宾的任务完成了吧？今后我就不再见外宾了，好不好？

　　其琛同志说：“外交部这些同志都很高兴在您身边工作，但从来没跟您合过影。以后恐怕机会更少了。这次他们能不能和您一起合张影？”我们激动地等待小平同志的回答。一听他说“好嘛”，就热烈地鼓起掌来。我这才意识到，我大约总共参加过小平同志三四十次会见外宾的活动，这是第一次与他合影留念。照完相后，他说：“外交部的同志们这么好，我感谢你们。这次拉拉手吧。”说完，和我们一一握手，一一说再见。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这位伟人握手。

　　在外交战线的四十年里，我感到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时光特别轻松，收获也特别大。每每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回忆起他不辞辛劳，而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我都会记起他那句永远让我感到钦佩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而每每记起这句话，我眼睛里常常充满泪水。

　　是的，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儿子之一。他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却一直满怀着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坦荡豁达，又平易可亲。历史将永远记住他！

　　对我来说，小平同志是领袖，更是学校。遗憾的是，我永远也学不完，永远也没法从这所“大学”毕业。好在这个学校会永远开放，我永远也不会给自己放假。

　　本文摘自《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李肇星著，青岛出版社2008年8月第一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