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一案”
将文坛变成大舞台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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