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老师常教导我们：“日记不要流水账！”于是我们知道了记流水账是件可耻的事。长大后读史，看了不少古人日记，才发现很多大人物的日记都是流水账，比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此公好写日记，从不间断，内容则是典型的流水账：每天几点起的、几点吃饭、吃完饭干了什么、中午睡没睡觉、来了什么客人、谈了多久、读了什么书、几点睡的……天天如此，不厌其烦，机械得像是用电脑软件写的。这种流水账写着省事，但对历史研究来说，没有议论、没有感情抒发，史料价值就要打折扣，难怪历史学家捧着他厚厚的一堆日记不得不大呼“可惜”(钟叔河：《曾纪泽在外交上的贡献》)。然而，如果撇开政治、外交与思想的研究，从生活史的角度出发，这样的日记恰恰是绝好的资料。这不，不用拿放大镜，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曾先生的日记时时闪现的一个词——“剃头”。

　　从现已出版的曾纪泽日记看，据我的不完全统计，此公每个月都要剃头五次左右，有时候一大早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剃头。如“廿五日晴阴半。巳初起，茶食后，剃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按这个频率，一个月剃头5次，一年就要剃60次。曾纪泽活了61岁，他一辈子光剃头就得3000多次。这还不算梳头发的时间，从日记看，曾纪泽梳头发次数也没比剃头少多少。

　　觉得变态？其实很正常，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自打1645年多尔衮颁布剃发令以后，剃发留辫就成了大清国男人的法定发型。这个发式前期叫“金钱鼠尾”，清代中后期逐渐演变成了我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阴阳头”，总趋势是辫子在变粗，剃光的部分在减少，越来越好看。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再好看也不能违反一条核心精神——辫子的部分随便长，多长都没事，但辫子以外的地方必须剃光。

　　这并不是说让大家时时刻刻都跟现代清宫剧里的人一样明晃晃的，个个都像是出门前刚剃过头似的。但是两次剃头之间的时间绝不能太长，否则前额的头发长太长了，一则难看，二则违法。和尚的头发“半月一剃，此是恒式”(《翻译名义集》)，大清男人则是“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十天左右就得剃一次，比和尚还勤。据说清朝皇帝就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剃头，正好十天一剃，雷打不动。(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当然，所谓“十日一剃头”只是个概数，具体操作起来还要依个人情况增减，曾纪泽不知道是头发长得太快还是有洁癖，比一般人剃的勤。

　　曾纪泽当过驻英国法国大臣，在外国呆了好几年。这期间，作为大清的公民兼政府公务员，曾纪泽也必须照样按时剃头。从日记看，在外国期间曾纪泽剃头梳辫什么的都没耽误，频率和在国内差不多。问题是，隔个五六天就得剃一次，这剃头师傅是哪儿找的呢？

　　曾纪泽是第二任驻英法大臣，他的前任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郭嵩焘也爱写日记，而且还是小学老师打高分那种，爱抒情、长叙事、多议论，所以你在他的日记里绝对看不到吃饭睡觉这种小事，当然也看不到他剃头的情况。但作为日记，总有一点琐事，比如光绪四年五月十三日的这件小事：“剃发钟四嗜酒任性……此邦人士辐辏，车马殷阗，而从不闻喧哄之声、嚣陵之语……钟四等辈，喧呼叫呶，肆无忌惮……万不足留也，乃并遣使回京。”(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

　　郭大使嫌剃发匠钟四嗓门大、爱喧哗，有损国体，把他赶回国。这同时也证明，郭嵩焘大使出国专门带着剃头师傅，因为他也要隔10天左右剃头一次。曾纪泽跟郭嵩焘级别一样，不难推测，他的陪同出国人员名单中也有一个专门的剃头师傅。1905年，清政府派端方、戴鸿慈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浩浩荡荡的随行队伍里还专门有一个剃头匠。(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

　　郭嵩焘、曾纪泽、戴鸿慈等都是高级干部，享受政府配剃头匠的待遇。普通老百姓出了国去哪儿剃头呢？晚清有个著名的官派留学生计划，共往美国派了4批120个幼童，1874年清政府派一个叫祁兆熙的人护送第三批留学幼童赴美。祁兆熙到美国后与先期出国的人交流，得知“外国亦有剃工，人辫则自梳。”(祁兆熙《游美洲日记》)可见，像他们这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和留学生出国后就要到外国理发店去剃头了。我们知道清末很多留学生在国外私自剪了辫子，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灵魂深处闹革命，以实际行动跟清王朝决裂，这我信。同样，我也相信，他们剪辫蓄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嫌麻烦、怕丢人。您若不信，您隔一礼拜就拖着大辫子到人外国理发店剃个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