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宾工作或者说礼宾司工作不仅仅是外交部的工作，它实际上担负的是一个国家的礼宾任务，是国家的门面，而不仅仅是外交部的一个职能部门。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见与会谈，无疑是礼宾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在历史上，一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见与会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外交史崭新的一页。毛泽东、周恩来以非凡的气魄和胆略，审时度势地制定了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组建了一支全新的外交干部队伍。随着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外交活动日趋频繁，尽快建立起一套既能体现新中国外交原则，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礼宾制度，被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提上日程。

　　在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1955年外交部正式成立了礼宾司。周总理对礼宾工作的细节抓得非常紧，有时候他布置重大的外事活动，还会把司长、处长、科员等几级干部都一同找去开会。

　　1971年7月，基辛格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秘密访华，由于相互之间缺乏了解，当时的中国在西方国家眼里仍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基辛格甚至把自己比作几百年前到中国探险的马可·波罗，并将此次秘密访问命名为“波罗一号”。当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有关这次访问的消息都被封锁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时任礼宾司接待处副处长的唐龙彬，是这次秘密接待的礼宾人员之一，这也是他第一次接待美国的政府官员。唐龙彬说：“当时有一点像搞地下工作，单线联系，我的单线联系人就是韩叙，我那时候参加工作已经二三十年了，但从来没有得到过组织上这样的交代：‘家人不能说，朋友不能说，参加这个接待工作期间，什么电话、地址都不能说，就算是失踪那么几天吧。’”

　　总理专门带上唐龙彬等几个工作人员去选接待基辛格来访时下榻的楼，最后敲定五号楼。由于当时正值“文革”期间，整个大环境给接待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题，为此周总理作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做到落落大方，不卑不亢。当时钓鱼台什么花草都没有，工作人员不得不到外边通过公园的一个老花匠，从他家里搬来了几十盆花，布置在台阶和前面大门的两边点缀一下，表示对外宾的欢迎。同时，还特别对五号楼进行了一次粉刷，更换了一些“文革”色彩很浓的物品，并在会客室、会议室、住房等重新摆设了一些装饰品。

　　基辛格在北京只停留了48小时。在他们抵京后，周总理就打破惯例亲自前往美国使团的住地与他们会面，这令基辛格一行感到十分惊喜和突然，为此，他们还特别提前15分钟在楼下过道等候。唐龙彬回忆道，宾主一坐下，基辛格的秘书洛德马上给他捧了一大堆文件，基辛格发现周总理注意到这个细节，就笑笑说：“没办法，都是些讲话提纲和有关文件，做参考，我不得不照着这个念。”总理说：“会谈嘛，可以自由一些，放开一些，随便一些。”基辛格又说：“我们终于来到了被人称为神秘的国土———中国了。”总理微笑着答道：“等你了解了这个国家，就不会感觉它是神秘的了。”

　　摘自《中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