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一成立，首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胡愈之就决定要创办一份大型综合性文摘刊物。他的心中早就有过一个大样，也因此种下了一份特别的心结，那就是他1937年1月15日在上海创办的《月报》杂志，可恨日本侵略者破灭了他心中的目标，《月报》只出了半年就只好停刊。于是胡愈之在“月报”前面加上“新华”两字以示新的中国，

　　专请毛主席题名题词，搭起了包括胡绳、王子野、杨培新、傅彬然、曹伯韩、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王淑明、石少华等的一流编委班子，《新华月报》诞生了，新杂志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己任，并成为贯穿近60年的办刊主旨。

　　《月报》到底是怎样子的？有人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上回忆称，北平沦陷时不敢把开明书店的《月报》摆出来，因为是进步刊物，“买这类书，也要注意盯梢哩！”著名出版人范用也有一份情结：“还在上小学的时候，1937年，我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一本杂志，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月报》，厚厚的一大本，将近五百页。这本杂志扩大了我的眼界。杂志里有政治栏、经济栏、社会栏、学术栏、文艺栏，读书俱乐部，‘最后之页’是‘读报札记’，摘编一些有趣的文字。《月报》里我最感兴趣的是‘漫画的一月’，每期六面，选有十几幅中外漫画。”

　　“捡漏”得《月报》

　　《月报》因为抗战爆发而停刊，一共只出了7期，70多年过去，已经难得一见，唯其如此也成了淘书人的梦寐追求。想不到笔者得到一册《月报》，竟如梦幻般奇妙而快乐。这回是在北方市场，笔者注意到码放了1米多高的旧杂志堆面上放着一册《学习》精装合订本，摊主说是“创刊号”。翻阅过后，问问价钱？却答说：不单卖，要买一起买；要价不菲。问若单买创刊号呢？单买创刊号比一起拿下，少不了几个子儿——这是卖家惯用的伎俩，好货搭次货一堆撮。无奈，若想要创刊号，只好连同不想要的“垃圾”一起撮回来，好在也是一二百册《学习》呀。回家慢慢清点这些《学习》，不是这年少那期，就是那年缺这期，一会儿捡出本文革《红旗》，一会儿冒出册《新闻业务》，显然是滥竽充数塞在里面的……

　　正在懊恨之时，最后翻出一本没有封皮的厚厚旧杂志，像是残破的《东方杂志》，仔细读过却就是《月报》第一卷第七期！给我来了个意外惊喜。虽然缺少封面，但是从目录到封底内容都全，版权页印着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初版发行，社长夏丏尊，编辑者胡愈之(大字在上)，孙怀仁、胡仲持、邵宗汉、叶圣陶(小字排下)，发行印刷为开明书店。细读一过，好一份与《文摘芦沟桥抗战特辑》一样伟大的“抗战专刊”，还是个“终刊号”，竟然盖着“中共中央高级校图书馆”的登录印章。

　　《月报华北事变临时增刊》

　　“七·七事变”后第8天，第七期《月报》出版，因为前面的版面已经排好，编者只好把紧急出版的《月报华北事变临时增刊》顺排在了最后，增刊封面是4幅照片：中日双方的主将宋哲元与香月清司，芦沟桥，宛平县城。首篇以“北方烽火震惊了中国和世界”为题，“宁为玉碎绝不瓦全”、“人人抵抗处处抵抗”、“为反抗侵略而自卫”等慷慨激昂的文字充斥眼帘，增刊编发了《申报》、《大公报》、《立报》、《中华日报》、《时事新报》、《实报》、《珠江日报》等中外各报的报道与社论。一幅幅“团长吉星文”、“二十九军大刀队”、“被日军炮坏之宛平县警署内部”、“被日军炮坏之宛平县政府”、“受伤的营长金振中”、“小学生抗敌将士募捐”之照片赫然入目……一篇时评长文是《大公报》王芸生的“北方的烽火”，可以看出“芦沟桥事变”后，国人对于日本发动“事变”的性质与事态的发展，远没有后来认识得那样清楚，不少人还善良地以为只是一场较大的“冲突”，软弱地寄希望较快地恢复和平。岂不知后来正如王芸生分析的那样：“现在的情形很与‘九·一八’的前夕相像，日本会不会选择这个时机再来一个‘九·一八’呢？我以为很有这种可能。”也正如周钢鸣所作的同名“华北的烽火”凤阳歌词一样：“……说抵抗道抵抗，再不抵抗就灭亡……快把鬼子赶出去，收复失地保家乡！”

　　《月报》之“二万五千里西行记”

　　第七期《月报》凡1614页，广罗中外报刊、学者、名流文章，大栏目有“政治栏”、“经济栏”、“社会栏”、“学术栏”、“文艺栏”；小栏目有中外写真、科学写真、文艺画刊、世界的一月、中国的一月、社会情报、学术情报等等，可谓包罗万象。范用喜欢看的“漫画的一月”就在“政治栏”下。可以看到蒋中正、傅作义、胡适、梁实秋、郑振铎、陈公博、茅盾、巴金、沈从文等一个个嵌刻在中国历史上的鼎鼎大名，比如何香凝的“妇女与国民大会”、陈伯达的“再论新启蒙运动”……而在“文艺栏”里，巴金与朱光潜打笔仗正打得火热……

　　然而，最令笔者注意的，恐怕是“幽谷”的一篇“二万五千里西行记”。记得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前后，关于《红军长征记》的研究是一个重点，基本搞清楚了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最早在国内的流传，是1937年7月《逸经》杂志第33、34期发表的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幽谷”是“王牧师”即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的化名，是他依据《红军长征记》改编成了第三人称叙述的“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不过，据笔者所见，还没有人发现《月报》与《逸经》同时发表了同一个“幽谷”的“二万五千里西行记”，题目只差一个字，内容则删简不同，特为摘录富有时代趣味性的两段与诸君共赏：

　　之一：“……红军方面已采取不再死守江西的办法和实行游击战争的策略……他们在茅台时……找到了一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酿酒作坊‘义成老烧房’……里面摆着百余口大缸……缸内都装满了异香扑鼻的真正茅台美酒。开始发现这酒坊的士兵以为‘沧浪之水可以濯我足’，及酒池生浪，异香四溢，方知为酒。可惜数缸美酒，已成为脚汤。”

　　之二：“……红军派了一位代表刘某用三跪九叩的礼节朝见了猓猓国女皇帝。送了猓猓国二百支步枪一千元银币，与他们订定了过境的协定……这是猓猓国外交的胜利，亦是红军政治工作的成功。后来有三个猓猓加入红军当兵。”

　　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知名故事，不过像“红军政治工作”这样的正面语句、“猓猓”这样的旧时称呼，会让今天的猎奇读者更看得津津有味。阅读《月报》，感慨与孙寒冰主编的《文摘》真是好有一比。两者同年同月创刊，却可惜《月报》短命夭折，而《文摘》坚持到了抗战复员，直到1948年11月才停刊。难怪胡愈之有一份《月报》情结，搁谁一旦有了条件，也非再创办一份“月报”不可。

　　(何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