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大作家蒋子龙和网络较上劲儿。先是被纳入“30省作协主席网络PK”,紧接着又退出大赛。为这事儿,蒋子龙曾有些恼火:“文学怎么打擂?”但是现在,他愿意心平气和地谈谈网络文学,谈谈他的新作《农民帝国》。因为这本书是他多年心愿的一次了结。
说实话,50万字的《农民帝国》摆在面前时,我有些发怵。
但因为要采访而不得不读时,却发现这厚重对于阅读完全不是障碍。
有些人,朝夕相处也许仍觉陌生,而有些人,不曾谋面就能生出许多亲近。蒋子龙带给我的亲切感,先是通过他诸多作品的魅力,然后就是这次访问。这位曾担任过车间主任、厂长的作家,被大家最为熟知的是工业题材,《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厂长秘书的日记》、《人气》、《空洞》等等——当然他不太认同这一说法,只有中国作家的写作才被这么分类。但是约定俗成,当他的新书《农民帝国》出来后,还是被冠以“题材上的突破”,被认为是首次将笔触伸向农民。
其实这不算他第一次写农村题材。此前有《燕赵悲歌》曾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怎么看?前段30个作协主席参加网络文学大赛,您为何退出?
蒋子龙:这个事已经了结,我就不多谈了。现在网络谁也不敢小瞧了,我们都在网上,天天不上网,两眼一抹黑。但是网络最早的生气和锐气没了,现在有点太急功近利,急于制造轰动效应。网络文学将来要想发展,必须提高文学的品质,而不是靠网络,网络只是工具。陈村说过一句话,网络文学最早那批人,都是赶紧找出版社正式出书,印到纸上他才认为是正宗的。网络文学的干将、主流都靠纸媒。所以要等待一个契机,等待一个高人对网络文学输送血液,或者让网络文学通过文学本身强大起来。现在是网络成气候了,文学的发展很难说强大到什么地步,它跟网络的发展不成比例。
读书报:您对网络文学未来的发展怎么看?
蒋子龙:现在网络有点自我膨胀,包括比尔·盖茨,几年前他就说纸媒三年内消失,纸书十年内消失,现在三年过去了,《人民日报》仍然很强大。《农民帝国》将来也许会没了,蒋子龙也没了,但《资本论》不会消失。我读过比尔·盖茨的两本书,都很精彩,但是如果觉得网络包打天下,就有些过了。网络不管怎么发展,文学都会存在下去,强大下去。
读书报:在您创作过的作品中,大家最熟悉的还是工业题材——虽然您不太认同这个题材的说法,但在读者看来,《农民帝国》应该是在题材上的一大跨越。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要写这样一本书?
蒋子龙:我是沧州人,童年是在农村过的。人的情感是很奇妙的。我1955年考到天津读中学,后来当兵,大部分是在大城市,有一段时间在海上——我是海军。实话实说,在城市生活了半个多世纪,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我到现在做梦,做城市的梦很少,做了也记不住。如果出现很好的梦境,一定是我的老家,可也不是我原来的老家,这个老家非常甜美。我对农村的情感很深,我认为,是农村在我的童年养育了我的性情,甚至决定了我的一生。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
读书报:您说自己走过很多村子,广东的、河南的、山东的,还有天津周边的农村都去过,您是以怎样的身份去的?是调查呢,还是隐姓埋名和农民一起生活?
蒋子龙:不是调查,如果是调查,没有人敢说真话。现在很多老百姓很会说套话。我到农村去,都是走单帮式的,最长的是几个月。村里人都不知道我是谁,就知道来了个老头,像个疯子,或者来个亲戚,他要在这儿生活一段时间。我从来没拿过作协的介绍信,那样不行,那样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话。别说作家,就是检察官办案,取证都很困难。我下农村之后,很快就变成一个农村人,就跟童年勾起来了。生活在城市里,我的语言结构、氛围、形态都还是城市的。可我一回到村子,几天之后,我说话的腔调,和农村打交道的腔调,一切都随意了。
读书报:和农村有着这么深厚的感情,您又一直关注现实,为什么还写了这么久呢?
蒋子龙:有时是写不下去,大部分时间是扔着,真正写是去年和今年。我想,写长篇是要有缘分的。我觉得这部书跟我有缘。构思还可以,但是一到动的时候很困难。
读书报:什么原因?
蒋小龙:境界达不到。我投入创作一段时间,最长的时候写两个月,突然卡住了,就跟跳高运动员一样,他觉得能跳过去2.5米,到跳的时候怎么也跳不过2米。我觉得不行,不应该糟蹋这个材料,自己不配写这个东西,就放弃了。然后又想起来,觉得自己身体状态不错,肯定能跳过去,就开始写,有的时候,最短写半个月就写不下去了。为了写这本书,我看了很多哲学的书,包括西方的哲学,各种流派。我是想拿到一个工具,能看透生活。
今年过春节,我跟老家的哥哥团聚完,突然意识到不必参透农民,不必参透农村,也不必参透这30年的得失,我写的是小说,写人物,写故事。后来我突然悟到,我又不是做学问,又不是研究哲学的,何必看透生活?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写得就特别顺。
读书报:中国当代文学中,不乏农村题材的经典之作。和这些作家相比,您认为自己的写作有没有压力?或者有什么优势?
蒋子龙:我对农村的感觉,农村给我的启示,跟以前那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当今的文学有一个普遍的弱点,思想苍白,贫弱,大部分靠聪明、靠好的点子,几个月一部长篇,不像我写《农民帝国》,舍不掉,又写不好,老吊着。我的优势是由于关注现实,关注农民,关注跟农民有关的文件,包括这30年来许多国内外的理论观点,像新加坡学者的《地缘政治》,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我还反复读历史,我想搞清帝国的含义,中国历史上几次农民闹事,我都重新看,想找出郭存先性格设计的依据性。我还了读《怎么治理盐碱地》、《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都是科学院的专家写的调查报告,读这些书是让自己的小说寻找不重复。因此,我能有点自信的,是有一点思想,关注现实,我对语言的驾驭能力还是有点儿信心的。就这样写起来了。
这部书实际上耗去了11年,还是思想阻挡了我。一个作家很奇怪,写了大半生小说,仍然会“鬼打墙”,仍然会耽误自己。我得益于在思想上比较执拗,吃亏也吃亏在太注重思想。
读书报:这部小说是以主人公郭存先的成长经历、人性蜕变及至最后毁灭为主线,那么,在创作中,您是基于什么考虑来设定郭存先这个人物的?为此做了哪些准备?
蒋子龙:毛泽东说,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近30年来,像郭存先这样的人,农村有,城市也有,尽管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他们的故事和人生轨迹,凝聚了我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思考和认识。我写郭存先这个人物,私访过几十个村子,看了许多农民企业家的资料,研究他们的性格类型,我研究过三届全国优秀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农民帝国》的完成,不管影响如何,好坏如何,但对我来说,大半的心愿已了,对农村的情怀、情结也有了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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