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再度爆冷，颁给法国新寓言派代表作家之一的勒克莱其奥，圈内人热议未止。尽管勒氏的作品不太容易“看懂”，而且他的确不在全世界顶尖作家之列——单单拿出美国的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两位大师就应该能把他比下去，但诺奖颁给他而不是其他作家，更不是我们中国作家，这自有道理。

　　这些年来，中国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都有点“疯魔”了，由最早的虔敬到愤懑再到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诺贝尔文学奖之于偌大的中国简直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灰色寓言”。但说真的，当代中国作家确实还拿不了诺奖，他们还没这个实力。

　　诺奖从上世纪诞生之初一直是世界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尤其1990年代以前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偶尔看走眼，但获奖作家的实力与威望大多配得上，如瑞典的拉格罗孚，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福克纳、海明威，法国的加缪，日本的川端康成等，无一不是世界文坛巨擘。1990年代以后诺奖评委们似乎屡屡“犯错”，把它颁给圣卢西亚的德里克-沃尔科特、日本的大江健三郎、葡萄牙的萨拉马戈、奥地利的耶利内克等，一时引起很多争议和质疑。

　　其实无论诺奖是名至实归还是标新立异，抛开个案不论，诺奖的标尺从没真正改变过，从获奖作家的作品中我们总能感受到永恒的文学真谛：充分反映人性与良知，发掘深刻的精神内涵、推动人类的整体进步。按照如此“苛刻”的标准，早先有资格获奖的中国作家当属鲁迅、老舍、沈从文，后来“有资格”的几乎找不出来。

　　由于诺奖得主大多是小说家，我们不妨把当代中国小说家们的作品拿出来探个究竟。莫言是当今中国作家的翘楚，但近年来的过于“高产”和惊人的写作速度让人很难相信他正在不断超越自己和其同行，比如《生死疲劳》就是一部仅花了40多天就“刷”出来的“巨作”，尽管它一如既往地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发展变迁，但那种“混沌的史诗”做派读之令人生畏，反而失去了当年《红高粱》时期的凌厉和精准。如果说他把古典小说的章回体搬上来就“民族化”了，把诗歌地名原封不动排列在一起就“原生态”了，那创造一部“杰作”似乎也没什么难的。

　　贾平凹近年来也勤奋高产，但我们也看不出他的《高老庄》《秦腔》之类的大部头比他早先的“商州系列”到底好在哪里。相反，他陈旧的“五四式”语言一再证明这位中国文坛的“领军人物”并没有对现代汉语作出特殊贡献。

　　余华一度是中国先锋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他十年磨一剑捧出来的《兄弟》被认为是一部没有多少品位(更不用说文学意味)的通俗小说，尤其下半部对纷乱现实的彻底失语让人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先锋作家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下生活时已全线溃败。借用南京作家韩东的话说，《兄弟》亮出了先锋作家们缺少“真功夫”的致命伤。

　　这个名单上还可以列举出铁凝的《笨花》、苏童的《碧奴》、张平的《国家干部》、姜戎的《狼图腾》、毕飞宇的《平原》、王蒙的《青狐》……

　　客观地说，当代中国作家的部分大作确实受到不少读者热捧并取得了空前的市场成功，也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实力，但如果我们认真打量，中国作家的创作状态和小说水准就不那么乐观了。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近年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100部里能挑出20部可读的就不错了，而且也就刚刚及格。对现实的普遍焦虑、无从把握，似乎是当代中国作家们的显著特色。

　　按照李敬泽的话说，几乎所有的当代中国小说家都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想和文学信念来写作，写作中的支配力量是另外的东西，是他身后的读者和观众，作家总是焦急地考虑如何取悦读者，如何才能不被时代“遗忘”；另一方面，作家们在面对如何处理现实、处理当下的复杂经验时往往感到紧张莫名、力不从心。

　　这两大焦虑带来两大问题，一方面是出现太多偷懒的所谓“写实主义”，另一方面是出现大量的“仿史诗”小说。前者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后者不过是拉长时间跨度，让历史强力介入。李敬泽认为，这两类写作很可能使我们的小说失去对于精神状况包括真正的精神境遇的认识乐趣，作家们往往拿一些庸俗的东西来迎合、来敷衍。更重要的是，当年先锋作家们对于小说艺术的默默探索已经没有多少“继承者”了，作家们似乎有一个故事、一个正确立场就足够，完全缺乏对当下复杂经验赋予新的艺术形式的努力。如此浮躁的写作状态和文学现实，怎么可能产生振聋发聩的巨著，又怎么可能诞生足以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

　　当然，中国当代作家迟迟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迟迟得不到世界认可也有很多非文学的因素，比如翻译、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等，但据此就认为中国作家“可以不必在乎诺贝尔文学奖”显然是一叶障目；说到底，众多当代中国作家仍然缺少厚重的文化思想，更缺少独立品格的勇气和良知。从这样的角度上判断，当代中国作家一时还难以写出精神内涵与外在形式相得益彰、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水乳交融、人性特质与荒诞寓言相辅相成的鸿篇巨制，他们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差得远。

　　(陈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