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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只看礼仪的表面，一定要穿入其中看权力，否则不中肯綮

　　文/邵建

　　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但奥运开幕式的印象，依然挥之未去。记得当时我这样写道：“这次奥运开幕，我看得有些感触。那数千人如此整齐划一的动作，反反复复。以这样的大场面来呈现传统的辉煌，技术上完成了，理念上对接了，与此同时，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开幕式呈现的是一种集体主义美学。集体，如果没有一种权力意志贯彻，也就不成其为集体，而是一盘散沙。因此集体主义美学同时也是权力美学。”

　　当然，权力美学的表现不是直接的，而是包裹在传统的礼仪文化之中。因此，当开幕式以一个个华丽的场面，尽情展现我们古老的国度是礼仪之邦或礼仪文化时，隐含在这一美学表象下的礼仪观念到底是什么，就成为一个有待深入的问题。

　　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礼仪文化。这种文化渊源久远，以至直到今天，我们都习惯声称这个古老的国家是礼仪之邦。这确实没错。但，如果把礼仪简单地理解为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在奥运期间的文明礼貌和热情好客，就显得皮相。中国礼仪文化根本上是一种权力文化，就此文化而言，礼仪所以需要，首先就是权力的需要。打开“三礼”之首的《周礼》，全书就是一部“设官分职”的权力分布图。这部原名即为《周官》的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备的体制化的权力谱系。

　　如果这样表述还显得抽象，那么不妨通过汉儒叔孙通的故事，让我们感知一下什么叫礼仪，什么叫权力。汉高祖刘邦初得天下，成天和那些群臣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群臣自恃有功，动辄饮酒相争，醉了就狂呼乱叫，甚至拔剑击柱。刘邦慢慢有点害怕，但也没有办法。这时儒生叔孙通给刘邦建议，让自己到鲁国故地去招几十个儒生，一道来制定一个“朝仪”。这本是儒家的拿手好戏，刘邦同意后，叔孙通就带着选来的上百人在野外彩排。一个多月后，他就给刘邦上演了一次君臣上朝开幕式。

　　自此，群臣在朝廷上再也没有那么随便了。他们得按照制定的礼仪，顺序进入殿门，文官站在西边，武官站在东边，恭候皇帝出来。皇帝前呼后拥出来后，还要行礼。礼毕，大家才坐下饮酒。饮酒也有程仪，坐在那里要伏首，不能昂头，还要以尊卑顺序轮流敬酒。就是这么一套仪式搞得群臣昏头昏脑，“莫不振恐肃敬”，且“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开心：“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皇帝之贵是通过礼仪显示出来的，礼仪之要，在于制定一种秩序，支撑一种权力，并彰显其权威。因此，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只看礼仪的表面，一定要穿入其中看权力，否则不中肯綮。

　　这是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故事。当年英国第一位来华使者马戛尔尼从广州北上要见清皇，乾隆非常看重这次朝见，更看重这次朝见的礼仪。他预先布置臣下转知马戛尔尼，朝见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戛尔尼深知中国人重视礼节，因此并不拒绝如此行礼。但他有一个条件，中方须派与他同等级的大臣在大英国王的像前也行三跪九叩之礼。他说得很明白，他所争的不是他自己的身份，是中英平等；并以此表示英国不是中国藩属，而是与其并列的国家。

　　马戛尔尼把他的愿望和要求函至中方官员，但遭到了拒绝。因此，马戛尔尼决定见乾隆时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是以见英王最敬的礼节来拜见。结果乾隆爷龙颜不悦，差官吏暗中设法使其早日回国。至于马氏提出的和平邦交、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隆也一概拒绝。在前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看来：这是“天朝统驭万国”的观念在作怪。是的，前清只懂“天朝”，不懂“国际”，这礼仪之邦后面的“统驭”心态，就是典型的权力心态。这种心态需要的是万邦来朝而非平等交往，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的被动，从一开始就形成的被动。

　　回到奥运开幕。如果这次开幕式是一道视觉大餐，导演的手笔证实了我的感觉。尤其灯光暗转之际，那蓝绿光线下匆匆换场的演员，人影憧憧，襟带风起，不禁让我感到礼仪文化的幽魂在场中飘荡。镜头一转，忽见各方来客，第次而座，果有一番激宕人心的万千气象。至于场上以当年的活字印刷呈现“和”字，更与《周礼》精神相契：“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而场上参演的万民，以一遍遍高度划一的动作，又形象地演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和谐”——在(导演)权力的统一指挥下。

　　这，固然是礼仪之邦。但，面对国家历史的现代转型，我们更需要的是，从“权力之邦”走向“权利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