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生人,姜昆是新中国后长大的第一代人,生在红旗下,历尽上山下乡、文革波动,直到改革开放的风起云涌,他成为中国大陆上世纪末“电视热”中最红的明星之一。可以说,姜昆成就于近30年的大时代里,他身上具备时代成就他的种种基因,如勤奋、聪明、敢想敢干等种种气质。对于岁月和时代,或许姜昆想说的很多,话与事、情和理都堆积在胸,但一向乐于幽默的他习惯了轻描淡写地讲述———

　　1知青返城

　　“我没有错失命运和时代的转机”

　　【对于知青岁月,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

　　记者:许多人觉得您成名的经历似乎“一步登天”,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您是怎样一下子从下乡知青成为全国曲协副主席?

　　姜昆:对于这段命运的起伏和变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当然,前提是自己必须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积累。但如果我一辈子碰不上马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姜昆。

　　1976年,我从新疆北大荒兵团调回来,万万没想到短短5年后,我就当上了曲协副主席。1985年,当时曲协主席陶钝和副主席侯宝林老师,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协领导职务。而马季老师,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曲协理事会,而无缘选举。后来,曲协领导紧急连夜找我,我当时还蒙头在家睡大觉呢。曲协的工作人员们往我家里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也打不进来,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演出,为了保证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电话机包起来了,哈哈!最后害得他们直接开车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传奇。

　　记者: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动成就了人。陈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说自己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从一个农民(下乡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学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对于知青岁月,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甚至某些人会对个人命运也有抱怨,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也许这样的锻打,下辈子我们不会再选择了,但毕竟那段岁月已经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文艺理想,除了白天劳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据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为宣传队创作节目。有时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们要步行到几十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起码演上3个小时。并且这3个小时的节目里,我起码要独占一个半小时以上,每次从台上下来,都是一身透汗,最后妈妈给我缝的白的确良小褂子,都给让汗沤黄了。

　　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战友在兵团俱乐部看了中央广播文工团郝爱民、李文华说的相声。我当时被满场那股热烈气氛给惊呆了,当时就暗下决心以后要往相声方面发展。大概3年后,我演的相声《林海红鹰》代表黑龙江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为了调我回北京,马季老师亲自来到了黑龙江,上上下下费尽了周折,因为当时兵团领导也不愿意放我走。从哈尔滨到佳木斯,马季和唐杰忠的演出特别费劲儿,几乎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事后,马季老师还对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里都演‘横’啦!”后来,兵团领导才终于肯放人让我回城。那时候,我差一个月满26周岁。

　　2一鸣惊人

　　“别人不敢讲的,我敢”

　　【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步着时代的脉搏,选择了准确的文化符号,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所以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为相声表达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跟他们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许就是这样的时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记者:回到北京的一年多以后,你很快就出名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姜昆:在相声创作里,我创造了许多“第一”:我是第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在舞台上写爱情的作品,就是我的《迎春花开》,有一种说法是我的《迎春花开》和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样,突破了文艺方面的禁区,获得了强烈反响；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如此照相》被视为文革后相声界第一个针砭文革的作品,当时四人帮刚垮台还有争议,我是第一个批评形式主义,背毛主席的老三篇,许多人当时不敢把领袖的名字提出来,但我也是第一个做到了；我是第一个把东北话用在我们相声之中,在《我与乘客》当中,我用在北大荒学到的东北话说“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然后批判北京的服务不好,说“你算啥啊你啊,你就是高山点灯那一疙瘩亮!被窝里伸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你都会什么呀你?你就会给北京银(人)丢脸!不嫌嗑尘!”

　　记者:翻看您早期走红的那些相声集子,感触特别强烈,浓缩了80年代的生活片断很多场景。

　　姜昆:可能是文艺创作被禁锢、压抑了十年的缘故,文革后的相声突然以那种零距离接近生活的面目出现时,自然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比如,当时我有不少相声都描写婚姻爱情生活的,夫妻间打情骂俏、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以前在文革的相声是不能说的,而老百姓第一次听到我们讲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场景重叠了,当然就产生了共鸣。

　　现在一想,实际上我百十多段相声,因为每一段都印记着生活,几乎就把80年代、9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里那些大众生活的社会符号,都记录在相声里了。

　　1979年我和李文华老师一起创作的相声《如此要求》,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结婚送彩礼跟风的情况,结婚时候要: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响加彩色,四季衣服皮加纱……创造了“三转一响”这样的流行词,“三转”就是指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是“咔嚓咔嚓”的照相机,这些现在是人们看不上的东西,当时被人们视为奢侈品。“三转一响”经过我们这么一说,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词,还有什么“48条腿”,沙发+桌子+双人床,一共必须48条腿,哈哈!这些都被大家记住了,而当时的生活状态也非常有趣儿地被记录在这些段子里了。

　　我还写了《诗歌与爱情》,这个段子一开场我就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呦”,要知道那个时候这首歌是不能唱的,在文革里电影《柳堡的故事》被列为大毒草。当时其实很多人都怀念这首歌,可是没人敢唱,后来我不怕。当年许多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我在相声里唱这首歌,感受特别亲切。

　　记者:您提到1979年,那一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光说电影,从1978年到1979年解禁重新上映的电影多达600部。您是不是非常迅速地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姜昆:政治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淡出,80年代初我写了一批针砭时弊的作品。

　　80年代,我有一个相声《着急》,讽刺了一个人总着急的浮躁状态。当时《着急》里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说,当时我给我还读小学的女儿辅导算数的时候,我实在搞不懂这样一种题:一个大水池,一个龙头放水、一个龙头出水,问几个小时能把水池子灌满了。作为相声里我就开始边着急边调侃,一边放水一边灌水,哈哈,这不是浪费水吗?这些片断都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因为,这也是对我们当时这个年纪的人有同感的。

　　可以这么说,我写的相声基本上扣紧了时代。当时80年代初就好像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非常开放的文艺思潮,而文化的崛起也代表了社会的崛起,我们自己置身这个潮流当中,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相声应当走在时代的前边。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如果一个相声好,人们会说:你说出了人们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或者是说出了还没有想到的那些话,

　　所以说,当时我们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步着时代的脉搏,选择了准确的文化符号,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所以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为相声表达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跟他们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许就是这样的时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3功成名就

　　“春晚,我是始作俑者”

　　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好节目。

　　记者:80年代后电视逐步进入百姓家庭,“相声+电视”缔造了又一批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明星,您成为其中的红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时候,写过一个相声《船与海》,我建议演唱一段《军港之夜》,这首歌当时特流行,但李文华老师不熟悉(就好像我现在不懂周杰伦的《双截棍》一样),一直在那里摇头。其实我当时已经把这段歌词改了:“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结果演出的时候,观众们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台,李文华老师就对我不住地感慨:“这就是时代啊!”

　　李文华老师后来说,有些桥段不是包袱,但一经我的口说出来,观众也会笑,开始他还纳闷“为什么”,后来渐渐明白了,他说我主要占住了一个“新”字,说我的思维、言谈、举止,都和当时的时代紧紧合拍,所以观众就是喜欢看。

　　记者:李文华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传为佳话,被誉为是相声里的又一个高峰,甚至有人拿来与“老舍+侯宝林”的搭档相比。王蒙曾说,您跟梁左合作的相声,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更加“文学”了一些……

　　姜昆:对!与梁左老师合作的那一段时间,把我们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社会那段纷繁万象的社会,在某种角度上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相声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梁左对社会的观察、对语言的运用,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相声界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叫戏谑人生,他使相声在往“俗”的方向发展之外,发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学性的东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衣服以来,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认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号召穿西服这件事党中央不应当带头去说这个事情,但是人们那个时候什么都要有党的号召才可以兴起来。所以这么小小的一句话里,就蕴含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讽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一批相声,当时都广为流传。《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个头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说我是二等残废”这就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这个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馆举行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完全杜撰,一个小小的相声段子还讽刺了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鞋后跟儿的质量问题等等,王蒙老师还特意分析了这段相声,他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与梁左的结合中,一方面他如鱼得水,他在相声的领域里学了很多幽默的东西,为他写《我爱我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相声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毕竟比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声这门俗艺术结合,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还在写一篇论文《梁左的出现、故去对相声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直到今天,这都需要相声界好好总结。

　　记者:80、90年代的电视热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视春晚,我数了一下春晚历年的节目单,从1983年至今的26届春晚中,您参加了差不多20届,几乎成为春晚的一个符号。

　　姜昆:可以说,我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始作俑者,因为我是最早的编创人员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几年,编导是我,曲艺、相声,还有主持、串词的部分我都参与了。

　　1982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搞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名不见经传。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剧组刚“上马”的导演黄一鹤踌躇满志,很清楚地记得他说:“我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演员和节目,全集中在我这个晚会里!”他当时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样直播比赛,提出来让我进入创作组,并担任主持。

　　主意一出来,我们就听到一个部级高级领导的意见说:“怎么能让姜昆这种人主持?说相声还行,主持太贫了。”把黄一鹤吓了一大跳,最后我们审查节目就干脆不找他们,少惊动这些领导们,前几届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种非常开放的风格,基本上集思广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老师迟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绝活哑剧《吃鸡》,他觉得这样的节目上春晚有点“胡闹、庸俗”,后来马季老师和我们几个编创人员一起讨论时,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调子是“欢乐,向上”,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段子。

　　记者:好像当时包括李谷一的《乡恋》,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都是在你们几个编创人员的支持下才红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红极一时的大腕儿。当时她的歌曲《乡恋》却引发了争议,“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说曲子缠绵悱恻掺杂着不健康元素,一时间舞台广播电视台都不出现这首歌。但是导演组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让李谷一在春晚唱了这首歌,最终让这首歌红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