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集内片”的拍摄，处于极端秘密之中，关于其中内幕，我只在1992年第二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见到齐英才的一篇回忆文章：《“文化大革命”中秘密拍摄传统戏始末》。齐英才原是著名京剧演员，当时担任上海内片组总负责人。

　　他回忆道：

　　1975年深秋，天气特别地阴冷。一天上午，当时上海市文化局负责人孟波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很神秘地对我说:“老齐，咱们俩有些事要马上去北京。”他这没来由的话，把我弄得如坠云雾，不着边际。那时，我刚被宣布解放，虽然说是让我和陆汉文、胡冠时等同志负责上海京剧团(即现在的上海京剧院)党委工作，但我是心有余悸，处处小心，大事小事都请示，生怕再被靠边批斗。出于谨慎，我问:“是什么事情?”孟波不露声色地说:“到了北京就知道了。”他秘而不宣。我更加要刨根问底:“你不说清楚，我就不去!”他犯了急:“瞎，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告诉你，是搞传统戏的事。”一听说是搞传统戏，我这脑袋轰的一下就像炸开了。这八九年来，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戏，我吃的苦头还少吗?现在是什么时候，八个样板戏唯恐大树特树还不够，搞传统戏，岂不是黑线回潮，复辟倒退吗?这可是拿政治生命开玩笑呀!我急忙摇头说:“这个事情我不能去，打死我也不去。”孟波见我如此顶真，便朝我面前凑了凑，轻声说:“你放心，这是中央最高领导要看，不会有问题。”他特别强调“最高领导”，使我感到有了几分安全感，于是便点了点头。孟波见我同意，便交代了第二天去北京的事宜，留下机票后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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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上飞机，孟波和我相邻，待飞机升空，他瞧瞧前后左右，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是毛主席要看，因为你熟悉京剧，所以非你莫属。”我这才恍然大悟。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也只有他老人家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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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指示要搞传统剧目的录音、录相、拍电影。这个决定使江青等感到为难，顶着不办，主席那里交代不过去；办，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否定了这十几年来的所作所为。所以江青几次找于会泳等商量对策，结果是打出“给中央负责同志作调查研究”、“给今后文艺革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留下宝贵资料”的旗号，来掩盖他们的空虚，并且尽可能缩小范围、对象、严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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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文化部于会泳“对外要严加保密”的指示，上海拍摄地点选在泰兴路文艺俱乐部(也叫丽都花园，即现在的上海市政协)。这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庭院，门口有大铁门，院子里很宽敞，有游泳池、办公楼、会议厅、放映厅等，大门一关，即与外界隔绝，确是一个理想的拍摄点。按照拍摄计划，各路人员很快进入拍摄点，成立由我担任组长、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齐闻韶为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参加拍摄的人员都按照样板团的伙食标准，免费供应中、晚两餐，菜肴不错，这在“三十六元万岁”的年代，还是颇为实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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