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做嘉宾“贩卖观点”而被内地观众熟知,因为主持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而被视为读书过人,因为在南方都市报等内地报章撰写时评而被认为是有良知卓识的知识分子的代表——36岁的梁文道,每天只睡5个小时,每周有数不清的专栏,经历像63岁一样丰富。日前,他穿一身黑色中式装束,做客东莞“华语之巅——文化周末大讲坛”,从中午12点到深夜12点,在无数活动间隙,他抽空接受了本报的专访。除了谈论个人经历和生活,他还回应了他在“锵锵三人行”上大骂足协负责人谢亚龙的举动,对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被读者打耳光等热点事件也一一点评。

　　谈个人经历

　　胡适对我影响太深了

　　记者:你的评论风格要用一句老话说就是“摆事实、讲道理”,把事实和道理讲得比较通透,但态度又比较平和,这是你的性格使然还是其他原因?

　　梁文道:我谈的都是一些常识,我就是一个二道贩子,一把楼梯,让观众能够顺着这个楼梯走到楼上去,看到更多好书,更深刻的观点,所以我没必要用激烈的态度。

　　性格是一部分原因,但也有后来自我完善的过程。我小时候在台湾,看不到鲁迅,都要读胡适。后来碰到鲁迅的时候,我很兴奋,但是胡适对我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我很喜欢鲁迅,但学不了,学不像。年纪越大,我越发现我还是喜欢胡适那样的态度。就是有什么事大家讲道理,好好说嘛,不需要那么多敌我矛盾的状态。

　　这是一个源头。还有一个,是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为了学英文我去看电视,有时电视会转到英国国会辩论,我很喜欢那种场面。英国国会的房子很窄,大家坐在几条板凳上,很狠地骂人。但是再怎么骂,他们会尊称对方先生,像有人很讨厌英国首相布朗,痛骂他,但是会口口声声说“布朗先生如何如何”。说布朗先生怎么怎么样。那种格调我很喜欢,我感觉英国人的做法,是我批评你,我对你很多东西不同意,但是我不侮辱你这个人。

　　谈评论风气

　　后悔骂谢亚龙王八蛋

　　记者:但现在尖锐的批评才能引起关注是国内评论界的“共识”。你怎么看这种评论?

　　梁文道:当然我也完全知道这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风气,因为我们曾经充满了虚伪,所以特别喜欢强调“讲真话”。但是对“讲真话”这三个字我有点距离感,不是说我反对讲真话,而是在今天的中国,在我们的虚伪如此严重、甚至制度化的时候,“讲真话”这三个字就代表一个极端,有种情绪化的倾向。我们会认为什么样的人是讲真话的人呢?比如说我的朋友王朔,大家觉得这就是讲真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讲真话就要用最猛烈的语言,最撕破脸面的方法；讲真话可以用一些很温和的语言。

　　记者:你大概只有一次“撕破脸皮”,就是你在电视上骂谢亚龙是王八蛋,人们很意外。

　　梁文道:那是我很后悔的一件事情。我平时很少骂人,连粗话都不讲。平时我们在骂社会上很多不公平的现象之前,一般会留时间去思考,去过滤,出来就没粗口了,但每次在碰到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时候,作为一个球迷,人会变得特别浮躁激动,情绪完全不由自主。当我整个人进入那种状态,突然毫无来由听到谢亚龙说他怎么教训中国女足那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暴怒,完全压抑不住自己。我觉得我骂人很糟糕,所以后来我就道歉了。后来也有人说你应该继续多骂一下,炒作一下,但这是一件让我后悔的事情呀,怎么可能再继续。

　　记者:很多人觉得大陆的评论中这股“骂评”、“酷评”的风气有文革遗风的影响,你觉得呢?

　　梁文道:我不认为有这么简单。首先是逻辑上讲不通,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啊,那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也是这样呢?我觉得,过去某种说话和思考的方法的延续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跟这么一个浮躁、喧哗、吵闹的时代有关,而且这种浮躁才是最好的温床。在这种浮躁的气氛里,大家只想表达自己,不愿意听别人说。

　　这后面隐藏得更深的,是一种深沉的愿望与饥渴,就是每个人都想被人注意,被人知道,都希望被肯定。这是对过去那种官话、套话、空话的激烈的反抗,也是对过去漠视个体的反抗。

　　谈“阎崇年被打”

　　这是一种“时代病”

　　记者:最近“百家讲坛”的阎崇年在无锡签售时被打了两巴掌,现在表达意见更极端的方式已经不是骂人而是直接动手了。

　　梁文道:后来有人问打人的那个人为什么打人,打人的回答说,“我想跟他辩论,但没有机会,就只好揍他”。辩论除了表达自己的意见,也要听别人的看法,要尊重彼此。可是,对不起,我就是想打你；他不是想辩论,他只是想发泄他的情绪。他不是想对话,只想说话。

　　这是一种时代病,大家都想当作家,但不想当读者。大家都想当讲者,但没人愿意做听众。就像很多人在一间很吵闹的房间里面说话,各种声音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讲话要越来越尖酸刻薄。我们出现那么多标题党,标题越来越诡异,越来越匪夷所思,就是因为这个房子太吵了,你不这样,别人听不到。

　　我刚开始做“开卷八分钟”的时候,凤凰里面的一些高层跟我说,这个节目必须发明一些句子,比如说,梁文道说是好书就是好书,他说这本书是垃圾就是垃圾,还要配合一些动作。但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要这样才有性格,如果一个人永远很温柔,就不能叫有性格了。我做不到。

　　谈阅读

　　中国畅销书品质很低

　　记者:很多家长对小孩的阅读取向都很担忧,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阅读网上的潮流作品,或者是实用类的畅销书。　

　　梁文道:我想起我很喜欢讲的一个故事,就是李嘉诚。他是一个喜欢介绍别人看书的人,碰到自己喜欢的书,他出钱给出版社加印,买回来送人。但他从来不读小说,他认为读小说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不止李嘉诚,很多人认为读小说没有立杆见影的用处。这就像人生病去药房买药,是希望能治病的,结果老板说你身体不好,得多点吃水果,给你端一盘水果,你肯定不想要。小说就像这些水果,没有药那么效果明确。现在很多书名字就很可怕,比如说《怎样赚到你的第一百万》、《怎样活到一百岁》,书名就是一个广告。但被人们忽略了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道德教育通常都是从故事中学到的,认为看小说学不到东西,就是根本不在乎人性的茁壮和成长,难怪我常常感到李嘉诚做生意的手段没人性。(笑)

　　记者:畅销书也并不一定就是坏的,但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一说起畅销书,就会有觉得这是垃圾的感觉?

　　梁文道: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看过全世界大都会的机场,最可耻的是北京机场,因为它的书店是那么糟糕,机场书店总有一台电视,电视里一个人穿着红色西装,告诉你,你要怎样运用孙子兵法去搞管理,用三十六计去搞对手。其他国家大城市的书店,再庸俗,庸俗如香港,它的机场书店都会有一个独立的角落,卖经典的文学作品。

　　畅销书不是罪,很多畅销书都很好,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畅销书缺少味道,品质都很低。中国的畅销书里,起码有五分之一是假书,所谓的假书,就是有些是假托是老外写的书,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鼓捣出来的。或者是本来不太重要的一本书,被说成《纽约时报》畅销书之类的,忽悠我们中国老百姓。还有一种,就是用编著的方式蒙人,编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既不是作者也不是编者,但也既是作者又是编者,不负责任地把一堆文章编在一起,素质很低,但很畅销。稍微好一点吧,我还买得心甘情愿,可我们的畅销书都很糟。

　　谈“90后”

　　很多不想做“有用的人”

　　记者:大陆前两年在批判80后,现在已经开始谈论90后的话题,“脑残族”、“非主流”这样的现象你关注到了吗?你对大陆或者香港90后的青年的一些表现有什么看法?

　　梁文道:当然不能简单地把90后就这样归类为一个整体,但也确实有很多普遍性的现象。我举一个例子,香港和日本的学生,上课睡觉全班占的比率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三分之一或者半班的人都在睡觉。这是大陆一部分年轻人,香港一大部分,也是世界一个大部分的共同趋向。整代世界的年轻人都一样,这是为什么?是整代的年轻人都很累吗?是他们喝的毒奶粉太多吗?

　　不是的,上课睡觉是一种表态,是我不屑听你的课,我不介意让老师看到我睡觉,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美国有个调查,最近十年,美国大学生最常用的语言之一就是“whatever?”无所谓,随便。我在大陆也碰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他不表现什么,也不争取,他都无所谓。你问他人生目标是什么,不知道。

　　我觉得这种现象很有趣,这一整代年轻人,有很多人不像以前那样想做“有用的人”。也许在很多年以后,就会出现一堆既没有用,而且根本不觉得没用是有问题的一堆人,那时候整个社会的运作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实际上,这代年轻人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他将面临强烈的竞争。

　　梁文道:其中一个理由是很多年轻人过早被丢到了竞争环境。怕孩子将来落后于人,没有竞争力,父母从小就对他们过度地关注,制造一个严酷的竞争环境。但这样到了中学之后,他已经疲倦了。当他发现功课永远做不完的时候,就干脆不要做了。你跟他说,你现在不努力,以后是竞争不过人家的；他会说,废话,我早就知道了,现在我就太累了,不想竞争了。

　　记者:很多人是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但也有很多年轻人用一种夸张奇怪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

　　梁文道:这是这个时代的表现风格。我们这个时代不注重你表现的内容,但很注重你表现的方法。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人生很没有意义,我们没法像以前人那样通过工作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生活的意义就是表演,你表演什么,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什么样的风格,你开什么样的车就是什么样的人。当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风格,这时候就要做一些更激烈的事情,用更狂妄的表现方法来找到风格。我们追求的不是生活的意义,而是生活的风格。

　　(蒲荔子 黄学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