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为人民、为和平，将军身影所到之处光彩流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3年4月，一直想上朝鲜和美军较量的王必成，终于得偿所愿，出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虎啸三千里江山”，亲身体验了打败美军的民族自豪感。1955年夏天，王必成奉命从朝鲜前线回国，出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年9月，战功赫赫的王必成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各一枚。

　　在上海工作的5年半时间里，王必成非常注重军政和军民关系；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党政领导；他党性强，讲原则，顾大局；他治军严，律己也严。王必成经常强调：上海警备区是上海市委的军事部门，既要听从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的指挥，又要服从上海市委领导。他抓上海民兵工作有声有色。他说，上海是个高度工业化的都市，工人无工忙工闲之分；上海郊区由于机械化程度较高，农民亦无农忙农闲之别。因此，上海的民兵训练不能采取“大集训”的办法，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根据上海的地位和特点，采取行之有效的分散小群的训练方法，每天一至两个小时，有分有合，并侧重抓特种兵的训练。根据他的建议，上海市委成立了上海市民兵工作领导小组，把地方党政部门和驻沪三军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民兵工作搞得生气勃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成长前进的道路上，也印着王必成的足迹。“好八连”是1963年5月由国防部命名的，此时，王必成已调往南京军区任副司令员。但是他在任期内，精心培植和扶持了这一典型。他多次深入该连，勉励八连指战员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身在繁华都市，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并指示警备区政治机关认真总结八连的经验，举办连史展览。他还邀请上海市委领导去参观。上海市委还指示上海的“两报”(即《解放日报》、《文汇报》)，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好八连”的经验。

　　1960年11月，王必成调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成为司令员许世友的得力助手，负责军事训练。1961年初，南京军区某部二连副连长郭兴福总结出一套新的战术教学方法，受到军领导的好评，被作为典型加以推广。1962年初，郭兴福第一次到南京汇报作业，许世友、王必成先后观看了他的教学方法，均连声赞好。事后，立即在南京军区部队大力组织推广，使“郭兴福教学法”逐渐被推向全军。

　　1969年夏天，王必成就职昆明军区，历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云南省委第二书记、云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时间长达10年。前七八年间，正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之时。作为云南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工作受到了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帮派势力的严重干扰。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向王必成身上泼脏水，大肆进行诬陷、迫害，胡乱拼凑了《王必成在云南的100条罪状》。1971年9月，林彪集团折戟沉沙后，“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一伙人，假借批林整风，另搞一套。他们把刚直不阿的王必成视为“眼中钉”，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们上蹿下跳，曾一度使王必成无法工作。

　　在逆境中的王必成忍辱负重，力排干扰，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而拼命工作。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及时地处理了云南的问题。1975年2月，党中央为解决云南问题召开了100天会议，专门下了文件，扭转了云南局势。王必成战场上是虎将，政治上也从不趋炎附势，从不随波逐流，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每当省革委会开会时，那些派性干部就在会上胡搅蛮缠。王必成多次与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寸步不让，捍卫了党性原则的纯洁性。作为军人，他成功地抓了部队的军事演习和军区机关的拉练，受到了总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他顶着“四人帮”的压力，亲自到云南重型机器厂蹲点，帮助该厂打翻身仗。他经常深入到农舍地头，关切地询问口粮和看病情况。他还关心昆明市的蔬菜供应和公共交通状况。所有这些，今天的昆明人民仍有口皆碑。

　　1979年1月，王必成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荆楚大地。王必成还是那个老脾气。他不顾鞍马劳顿，短短几天内，就走遍了军区机关、武汉空军及驻汉军事单位，还专程到省市机关拜访。湖北省市负责同志见王必成身体不太好，建议集体来看望他，他风趣地说：“我是湖北人，入乡拜土地，还是我来看看‘父母官’。”王必成虽然在武汉军区任职时间仅一年，但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尊重地方、维护军政军民团结的精神，给武汉军区指战员和湖北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春天，王必成就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时间长达7年之久，在这期间及之后的日子里，他为自己奉献一生的人民军队建设出谋划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直到1989年3月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