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搬到大陆新村，不仅是内山给找的房子，用的也是内山书店职工的名义。他住在半租界，周围有不少住户是日本人。抗战前夕，他又想搬离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要到法租界去找房子。这是为什么？实际上，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下，鲁迅过着半地下的生活。鲁迅对反动统治者的迫害，既不掉以轻心，也不畏惧退缩。租界离反动当局相对远一些。

　　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缉令”，传说鲁迅也是他们要迫害的对象。北方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厦门大学请鲁迅去讲学，鲁迅接受邀请，南下赴任，后来辗转到了上海。“四·一二”后，蒋介石政府也发了“通缉令”，内山见鲁迅经常外出活动，便担心地说：“先生，危险哪，暂时躲一躲怎么样？”鲁迅的回答是：“不，不要紧的，如果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缉令啦什么的了。”在鲁迅看来，发通缉令“就是说，有点讨厌，别给我开口——是那么一回事”。

　　鲁迅当然还要开口，所以反动派不会罢休。1933年反动政府暗杀“民权保障同盟”的杨杏佛，鲁迅也在黑名单中。杨杏佛大殓时，很多人劝鲁迅不要去，鲁迅毅然前往，并把钥匙交给许广平，表示准备遇害，不能回来了。反动派不是不想杀害鲁迅，也不是打听不到鲁迅的行踪。真要下手，租界、半租界都挡不住的。他们是不敢，鲁迅在民众与世界文坛的影响太大！

　　鲁迅是不愿作无谓的牺牲的。青年鲁迅在日本时，光复会曾派他回国刺杀一清朝大员，鉴于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不成，反被剖腹挖心，鲁迅对此行动有怀疑，终未成行。“三·一八”事件，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但他不赞成游行请愿，认为这是没用的。那天许广平把抄好的文稿给鲁迅送去后，转身就要走。鲁迅问：“为什么这样匆促？”许广平说：“要去请愿。”鲁迅就说：“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许广平只得留下来抄写，到十时多有人来报信，说段执政命令军警向群众扫射，刘和珍等就是此时遇难的。许广平如不被鲁迅留住，会有什么后果也真难说。

　　所以鲁迅在上海事事处处小心，和许广平一起外出时，甚至于让许与他分开走在马路的两边，以免特务下黑手时两人同时受害。一个拿笔的作家被拿枪的当局逼迫到时时防备被害，这是什么世道？

　　在上海期间，鲁迅好几次为免遭不测而离家避难。查鲁迅日记，住北川公寓时四次举家避难。住大陆新村时，参加杨杏佛吊唁活动后，在内山家避难约一周。1934年8月23日至9月18日因内山书店二职员从事进步活动被捕，内山怕牵连鲁迅，又让鲁到他家暂住。

　　在相对安宁些的日子，鲁迅的寓所也是别的受追捕的革命者的避难地。鲁迅对瞿秋白的保护，瞿秋白对鲁迅的信任，两人以文会友，患难与共，肝胆相照，不仅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与文学史上，如果要编一部文人交往关系史，也堪称楷模。

　　瞿秋白是反动派千方百计要追捕的共产党领导人，他在上海的行动是绝对秘密的。瞿秋白夫妇于1932年第一次到北川公寓拜访鲁迅，一见如故。此后，1932年12月与1933年2月，两次到北川公寓避难。其时，反动政府追踪甚紧，瞿秋白几次搬移，鲁迅为此寝食不安，多方想法。1933年3月1日日记载：“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3月3日又去看一次。这“屋”就是为瞿秋白寻找的。东照里在大陆新村斜对过几十米远，此屋也就是十来平方米大小不见阳光的一个亭子间。鲁迅是4月份从北川公寓搬到大陆新村的，于是早晚过从甚密。瞿秋白的生活有了一时的安定，从3月5日写《王道诗话》到4月24日，共写杂文11篇，其中4月11日一天之中写了《关于女人》等4篇，可见才思之敏捷。

　　瞿秋白的这些文章(包括后来的一篇《中国文与中国人》)，鲁迅作些字句等的小改动，请人誊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笔名寄出去发表，又分别收入《伪自由书》等文集中。在东照里，瞿秋白还编辑了《鲁迅杂感集》，他写的序言，被誉为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鲁迅杂文的论文。

　　瞿秋白搬出东照里后，于1933年7月因机关被敌人发现，半夜2时又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瞿秋白要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临行前与鲁迅告别。鲁迅特意让出床铺给瞿秋白安睡，自己与许广平睡地铺。而此别竟成永诀。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后，鲁迅多方筹资营救，终未成功。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与朋友们编辑他的译著集《海上述林》，出版者署名“诸夏怀霜社”，霜者，秋白也。

　　鲁迅曾书写“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他们的情谊之深可见一斑。

　　(夏康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