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找到了！”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的时候，原国家科委负责人于光远在他刚出版的新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公布了一段秘闻：几位中共党史研究者让他找的邓小平亲自写的一篇重要讲话的起草提纲原件，找了几十年都没有找到，最近，他的夫人偶然在整理他的另一个房间时把这份原件找到了！

　　这让那几位党史研究者大喜过望。这份原件指的就是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的起草提纲。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就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著名文章，在文章的题解中被称作“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时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导文件。海内外对于这篇文稿的起草情况有过不同的说法。十几年前，几位中共党史研究者去向于光远求证相关情况，于光远在介绍情况时曾谈到他本人保存有邓小平亲自拟定的这篇讲话的提纲手稿。这是一个从无所闻的重大发现，自然引起那几位中共党史研究者想要看到这份提纲原件和了解这篇讲话稿产生经过的极大兴趣。

　　这份提纲是邓小平同志用铅笔写在16开的白纸上的，一共3页，近500字。由于年深日久，纸面已微微发黄。邓小平同志的提纲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最前边，还加了“对会议评价”一句话。这当然是指对中央工作会议的评价。

　　被誉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此前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召开的。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集中了这次会议的正确意见，对会上激烈交锋、热烈讨论的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焦点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解答和科学的结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并据此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正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的改革号角和主要精神，就集中在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中。所以，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这么重要的一篇讲话，究竟是怎么准备和出台的呢？有了邓小平手写的讲话提纲原件，于光远作为起草这个讲话的主要当事人，记忆中的许多要素被激活了，这篇讲话的来龙去脉也就接近“原生态”了——

　　原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议程过半时完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邓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于光远清楚地记得，讲话稿的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邓小平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胡耀邦说好，于光远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当时，胡耀邦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邓小平同志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讲话稿子。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于是胡耀邦、于光远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同志。他再次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成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留在于光远手里，一直保存至今。

　　经过与《邓小平文选》对照，可以看出，从思想观点、逻辑结构到主要观念的文字表述，讲话稿确实都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手写提纲写成的。

　　提纲第一个问题讲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争论的必要”，这个问题写成了讲话稿的第一部分：“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提纲第二个问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坚持“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提出“目前一个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主张“权力下放”。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讲话稿的第二部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提纲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的方针，指出“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同时强调对毛主席和对“文革”的评价都“要以大局为重”，“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对于犯错误的人要“给机会”，“总结经验，改了就好”。这些精神，在讲话稿的第三部分“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中做了具体的阐述和发挥。

　　提纲的第四、五、六、七个问题，在讲话稿中综合为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当时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尚未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但提纲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大都是讲要实行改革开放。这说明正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于光远回忆说，大约是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又把帮他起草讲话稿的几位“秀才”找去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总不能随便打击同志，对新事物采取支持鼓励态度嘛！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内，更需要民主讨论嘛。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

　　有一个细节，其他起草者都不知道。就在定稿后的第二天，邓小平把于光远找到他家里，要他单独起草一段话，举一些实例，专门批评追查所谓“谣言”，动不动就“立案”的错误做法。在同于光远谈话时，邓小平就几次说过，有的人、有的机关听到一点尖锐的议论，就当作“谣言”，追查所谓“政治背景”，就“立案”，进行打击报复。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这些话几乎原样写进了讲话稿，邓小平同志考虑在讲话稿之外再用些实例说明。于光远按照他的要求写了一段千字文，不过后来在闭幕会上他没有这么讲。

　　(本报记者刘捷根据于光远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