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制订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甚至是从后者演变来的。这种说法对吗？本文在详细考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生过程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回答

　　今年是建军80周年，关于军史的一些话题颇受人们关注。其中之一就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爱 民歌》之间关系。本文就此谈点看法。

　　关于二者关系的三种观点

　　观点一:借鉴说。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直接渊源于《爱民歌》，二者有极强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宋树理、刘金元、王泉初等学者。宋树理在《毛泽东评点曾国藩》一书中说，毛泽东“效仿曾国藩治军的《爱民歌》，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显示出了二者极强的联系性与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可是，宋树理在强调二者的联系和借鉴时，没有列出任何具体的史实。刘金元、王泉初在《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写道:“在第一师范求学时，毛泽东曾将曾氏多则经典语录抄于读书笔记《讲堂录》上，他曾经也从蔡锷编辑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吸取爱民、爱兵、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教育)的精华，曾国藩曾作有《爱民歌》”，“毛泽东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细细比较，二者从中有着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然而，这里说的细细比较，只是二者字面上的比较，也没有提出史实根据。

　　观点二:参照说。比“借鉴”说更进一步的，是“参照”说，即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参照了曾国藩《爱民歌》。

　　观点三:影响说。与上述两种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从中国传统文化、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问题，只认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例如，国内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书中探讨早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过程时关注到了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曾国藩之间的某些联系。他说:“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文化作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但李锐只是概括地指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养料的吸取，并未作无端推测，这表明他治学的严谨。历史学者王子今在《毛泽东品题曾国藩》一文中探讨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时说话也很慎重，他认为毛泽东为红军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曾国藩治军经验的某些影响。”王子今的这些话很注意分寸，同样没有作无端推测。

　　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一些条文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从以上诸种观点看，如果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从曾国藩的《爱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直接的继承性，那武断的成份就太多了。而从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角度来讨论《爱民歌》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二者之间存在某种可能的联系或文化上的影响，方法是严谨的。至少，从毛泽东从事军事活动的历史过程来看，提出和制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是根据当时军纪的实际需要，并且随时进行修订，一些条文都是从当时的具体环境中产生的，并不是从《爱民歌》中来的。

　　据老红军李立在《革命摇篮井冈山》一书中的回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过程可追溯到三湾改编时期。李立说:1927年10月中旬，“我们的队伍到遂川县的大汾时，突然遭到地主武装袭击，队伍一时被冲散了，战士们又累又饿，有的同志看见老表们种的红薯不管三七二十一扒起来就吃。还有少数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甚至还乱拿群众的东西，又犯了旧军队的老毛病。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又为部队制订了革命纪律，向战士们作了重要的讲话。”10月24日，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条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同志又向战士们提出了六项注意: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第三，说话和气；第四，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战争更加频繁，俘虏就更加多了，少数战士违犯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有的战士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同志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后来，因为情况不断变化，又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把‘筹款要归公’改成了‘一切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又改成了‘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长征到陕北后，又改成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李立记得，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进到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毛泽东向战士们明确宣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如下内容:“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

　　李立的这些回忆资料是珍贵的，不足的是把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沙田圩“三十六担丘”田边的土台上，向工农革命军和地方赤卫队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误记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间也不准确。

　　“六项注意”是怎样变成“八项注意”的

　　对于六项注意怎样变成八项注意，陈士榘(1927年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说法是:“1929年初，工农红军第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开辟新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当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新添两条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挖厕所。以后又改为:缸满院净，挖卫生(厕所)。”对于八项注意的丰富和最后改定，陈士榘的记忆是:“从1929年以后，战斗更加频繁，胜利一个接着一个，俘虏大量增加，毛泽东将‘八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新内容，优待俘虏和进出要做宣传工作。最后改定的‘八项注意’，其内容更为丰富与概括。例如，‘打土豪要归公’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不过，对于从“六项注意”发展而来的“八项注意”，其新增两条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不尽相同的说法。例如，有文章认为:“1930年5月以后，毛泽东和朱德又对六项注意作了修改，增加了‘七、不得胡乱屙屎；八、不搜敌兵腰包’，从而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写进了9月25日红一方面军颁布的《红军士兵会章程》中。1931年，中共中央代表欧阳钦在向党中央报告中央苏区情况时，具体地报告了红一方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措词略有改动，并成为全军和地方武装的纪律。”

　　不仅如此，对于“八项注意”中后两条增加的提出者也有不同说法。例如，饶道良、李春祥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前身》一文中说:有老人回忆说，那后面两条是林彪加的。1969年8月底，林彪带叶群、林立果、吴法宪等人上了井冈山。8月31日下午，叶群、吴法宪等人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当时叫“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参观，在看到陈列品中有一块红军写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背包布时，吴法宪说:“毛主席开始只提出了六项注意，后来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都说不出什么来，只有林副主席又提出了两项，就是: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主席听了，同意补上去，这样就成了八项注意了。”

　　显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最初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的“三大纪律”，最后到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前后经历了20年才最终定形。从军事实践对军事纪律形成的决定作用来看，它完全是在实际中产生和丰富起来的。这一点，还可从红四方面军也曾产生过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相似的军事纪律得到证实。

　　由此看来，毛泽东虽然受过曾国藩的思想影响，但不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爱民歌》之间有借鉴或模仿关系，因为缺乏史实依据。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