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有兴味地读罢张聿温所著《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舰事件”》一书，获益良多。这部书生动地揭示了一件历史秘案——“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作出了正确合理的解释。中山舰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起重大事件，也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宗秘案。用“事件扑朔迷离，政变惊心动魄，官场云谲波诡，斡旋纵横捭阖”尚不足以揭示事件的本质。可以这么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有某种偶然性，但它又是错综复杂的国共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国内局势动荡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事者几方利益与个性冲突的必然结果。这本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论证：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互作用是多么神奇；历史人物因利乘便，把握时机，将会怎样地让历史鲜明地打上个人的印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是中共党史及国共关系史上的重要篇章。1924年1月国共合作实现后，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但是，在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及同年8月25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后，一股反动逆流迅速滋长，革命形势虽发展得很快，但已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了。其时，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越来越公开化；在共产党内，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主张对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的分裂活动予以恰当而有力的反击，以维护国共合作，而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及共产国际代表却一味主张单方面的退让，以防止广东革命局面陷于孤立以至失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决定国共两党内部各派力量消长的关键时刻。处于这种错综复杂中的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对于蒋介石来说，也是如此。

　　蒋介石性格多变、惯于玩弄权谋，这一性格特征从日前出版的各类图书及蒋介石日记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企图利用北伐发展个人势力，取北洋军阀的地位而代之。他既想利用共产党来增强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但又害怕共产党的壮大会妨碍他的取代北洋军阀的目的，因此，所执行的是既联共又限共的两面政策，实际上是右派势力的保护者和组织者。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又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监，地位大大提高，有了一定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军事势力。但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尚不具备彻底倒汪、实现其野心的必要条件。那时，他内心的矛盾冲突十分激烈，一会儿想“积极进行，冲破难关”，一会儿想“消极下去，减轻责任，以为下野地步”；而无论怎么想，总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对汪精卫恨之入骨。这种心态，使其误信伍朝枢、欧阳格等国民党右派制造的谣言和事端，使莫须有的中山舰暴动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而这一事件，竟成了蒋介石把权力一步一步地集中到自己手里的铺路石，为其后发动反共政变作了重要准备，是蒋介石日后终于成为反共独裁者的重要契机。

　　梳理清楚这一偶然事件中的必然性，自然是史家的重任，而要把必然性中的偶然性鲜活地展现出来，则又非文学家的生花妙笔不可。《“中山舰事件”》这部历史纪实文学作品，正是在两者的结合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

　　我们知道，历史学是一门有关事实的选择、组织、解释的学问，历史纪实文学作品则要以历史学养为基础，真实地展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生动地描绘出历史人物的神韵、性格、思想、气质、情感、欲望、爱好等等，让历史人物形象有立体感地凸现出来，使历史事件内涵的深邃性展示出来。《“中山舰事件”》一书的作者将精心选择场景、合理展开想象、注重细节描写、针线细密地进行叙述等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较好地达到了此种境界。这里，且以第二章为例试作说明。这一章，先写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奉迎，接着写了汪精卫夫妇、蒋介石夫妇和张静江的出游。有了具体的场景，作者又放手描绘人物的言谈举止与心理活动，使人物性格特征显露出来。作者写张静江的老谋深算，汪精卫的深于城府而不露声色，陈璧君的傲慢好斗，皆写得栩栩如生；至于写蒋介石的消沉抑郁，写蒋与汪的明争暗斗，写张静江的居间调停，更是细致传神。而在描绘渲染的过程中，作者又将人物之间的关系，事件的前因后果，交代得脉络清楚，繁而不乱，使读者能直视历史的真相。

　　本书的另一可贵之处，是作者通过对蒋介石心理活动、精神状态的飘忽变化的步步揭示，依据大量史料对事件的发展过程进行了细节不露、枝蔓不弃的叙述，探寻到了事件的本来面目。在北伐问题上，蒋介石与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存在尖锐矛盾，蒋深感失意，决定辞去一切军职，其后，又提出赴俄考察。而汪精卫同意他和秘书陈立夫以及陈璧君赴俄考察，又使他惶惶然。蒋介石这种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心态，是历史的真实。我们不难想象，坚持国共合作、反击国民党右派的一方，只要再坚持一点，完全有可能把蒋介石弃之如敝履，那么，这一页历史定将是另一种面貌。然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另一方面，国民党内右派也利用了蒋介石疑虑重重、力求自保、伺机反扑的心理，不断散布谣言和制造事端，促使其采取行动。尽管当时调舰的目的在于保护商船，而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既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也与共产党无关；然而，当中山舰发生异常调动，中山舰暴动的谣言传出后，蒋介石便怀疑汪精卫与季山嘉串通一气，想把他劫持到中山舰上，强逼他去海参崴。此时，蒋介石首先作出的反应是去汕头避风。但走到半途，蒋介石的脑海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蒋介石的野心家的不甘于认输的本性占了上风，作出了发动政变的决定。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肯定的，历史进程由许多细小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了，个人性格的某种特点影响到了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于是，历史的面貌就是我们所见的样了，不更改了。

　　读完本书，我们不能不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及国民党左派错失良机，未能把蒋介石踢下历史舞台而感到遗憾。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蒋介石确实善于玩弄“大事小做，小事大做”的权经，他确实既能随机应变地发动政变，又能见风使舵地加以收场；既敢于冒险，气势汹汹地进攻，又善于退缩，见势不妙即拱手求和，将权术施展得淋漓尽致。毋庸讳言，蒋介石也属于汤因比所说的那种有动力的人物，犹如面团中的酵母，只不过，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罢了。（吴家萃）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中山舰事件”》，张聿温著，新华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