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9月30日电 香港文汇报今日刊登文章说，在世界三大主要文物输出国中，希腊主要是以地面古建筑和雕塑文物输出为主，埃及的金字塔则历来是世界盗墓者的目标，而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需要的所有东西”。 原文如下：

　　盗墓是一个古老的“职业”，盗墓者的生成几乎与墓葬的兴起是同步的。《庄子》、《吕氏春秋》等古籍中已经有关于盗墓技术的详尽记录。历史上记载的被盗最早的墓葬是距今约3600年的商朝第一代王商汤冢，在距今约2700年的西周时期即被盗。到近代中国，盗墓行为蔚然成风，盗墓行为最烈、技术最为先进的地方首推洛阳与长沙。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洛阳盗墓行径曾经震动世界。长沙的职业盗墓者被称为“土夫子”。据有关专家考察，长沙有些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

　　盗墓者众

　　中华大地上数以万计的陵墓，个个都是藏品丰富的“地下博物馆”。大批的盗墓者，是这些“地下博物馆”所造就的另一项世界纪录。由于盗墓的盛行，一代奸雄曹操在死后竟然设疑冢达七十二处之多。与此同时，封建政权以律令对盗墓行为加以管制。

　　据王子今教授考证，禁止盗墓的法律，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如《吕氏春秋》记载，当时对于“奸人”盗墓，已经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淮南子》说到刑法有“窃盗者刑”，“发墓者诛”的内容。《魏书》记载，北魏文成帝出巡，看到“有故冢毁废”，诏曰：“自今有穿毁坟陇者斩之！”这也是“穿毁”冢墓已经被法令严厉禁止的证明。

　　盗墓者多了，其“构成”也就日益复杂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对“地下博物馆”的丰富藏品垂涎不已。

　　帝王将相以其身份和社会地位而居于“高档盗墓者”之列，由于他们能够动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其盗墓“水平”也往往不是贩夫走卒之流所能比拟的。正如袁绍征讨曹操时所发布的檄文所述：“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檄文又具体指出曹操曾经亲自组织和指挥盗发梁孝王陵墓：“(曹)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这篇檄文的撰写者、建安七子之一陈琳在袁绍失败后，归附曹操集团。曹操曾经对陈琳在文中侮辱其先祖表示不满，但对盗掘陵墓的批评却未曾提及，采取默认态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王侯级盗墓者(如“鞭尸三百”的伍子胥)，到西楚霸王项羽的“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焚烧秦始皇陵的“几把火”，到“乱臣贼子”董卓、吕布举兵发掘汉王室陵墓，到五代后梁节度使温韬发掘唐王朝的几乎所有皇陵，到伪齐皇帝刘豫盗掘北宋皇陵，到蒙古人将巩义宋陵“尽犁为墟”，到南宋六帝皇陵为奸僧杨琏真盗掘殆尽，再到孙殿英“国盗”清东陵，历朝历代的“高档盗墓者”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贩夫走卒之流的“低级盗墓者”，往往因其地位卑微而不为“正史”所记载。尽管《史记》中曾经记述，中山地方民间风行“掘冢”习俗。游侠“铸钱掘冢”的事迹，也受到司马迁的注意，但更多的史实和细节则终于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少数遗臭万年者，古有北魏时期的河东人张恩发掘商汤冢、黄巾军众多“农民战士”盗墓者，近有王绍义等盗掘清东陵。其他如晋王李克用陵、宋太祖赵匡胤山陵以及清朝皇陵中裕陵、东陵和崇陵的众多盗掘者，皆不为史载，遂不为人知也。

　　盗墓与文物流失

　　来自“地下博物馆”的众多文物重见天日之后，盗墓者往往通过不同途径将它们输送到市场上。鸦片战争以后，我国众多的文物先后流失海外。更有甚者，外国不法分子直接与盗墓者勾结，结成盗墓与盗卖这一完整的“流水线”。如长沙的职业盗墓者“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划定盗掘“势力范围”，与中外古董商密切勾结，疯狂盗卖。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来又流失到国外的。

　　据报道，在世界三大主要文物输出国中，希腊主要是以地面古建筑和雕塑文物输出为主，埃及的金字塔则历来是世界盗墓者的目标，而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需要的所有东西”。

　　陕西文物专家秦仲华认为，新疆罗布泊地区差不多给全球文物商提供了超过30%的古代干尸“货源”，河南和山西石窟的地上雕刻和陕西唐代古墓的地上石刻、石像更是海外文物市场抢手的高价品。对中国文物的掠夺和收藏，英、法、美、日、俄无疑是“名列前茅”的：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最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绘画藏量最多，而大英博物馆则以2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珍稀文物自傲。据文物界最保守估计，至少有上百万件中国文物流落到世界上的47个国家。

　　盗墓之风死灰复燃

　　新中国建立之后，“地下博物馆”得到了政府的重视。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立，1951年3月，前文中提到的盗掘清东陵的王绍义被遵化县人民政府依法处决。1961年3月4日，国务院颁布了《文物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对于破坏、损毁、盗窃文物和盗运文物的犯罪分子，依照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盗墓依然猖獗，据有关统计，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高达数万座，墓葬和文化遗址被破坏的景象可谓惨不忍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甚至个别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父子兵，齐上阵”，是当今盗墓者的“主导力量”。他们运用从铁锹、镐锄等原始盗墓工具，洛阳铲等专业盗墓工具，到金属探测器、遥感技术、红外探测器甚至大型挖掘机等现代化的“盗墓”器具，大肆盗掘古墓葬，窃取珍贵的地下文物。1990年7月，古长安城的澧镐遗址大量陶器被盗。事后的调查表明，这批盗墓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曾经在考古队工作过，具有相当水平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

　　有学者这样评价这伙盗墓者：“从他们留下在作案现场的214个探眼来看，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便是声名显赫的秦始皇陵钻探小分队的专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而在2005年年度十大考古项目评选中，入围的25个项目中有10个项目曾遭到人为盗掘；入选的十大项目中至少有5项存在盗掘，其中3项是因人为盗掘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

　　陕西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建林曾经撰文说，碰上一处没被盗过的墓葬机率是千分之一，能碰上一处没有被盗过的墓葬群则是万分之一的幸运。 (刘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