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杰出的领导人和社会活动家廖承志同志诞辰100周年，同时也是他逝世的25周年。每当我想起这位革命前辈对港澳工作、华侨工作的教诲，他那庄重而又平和、爽朗而又幽默的音容笑貌，便历历在目。

　　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廖公的革命品德、思想才华、忘我工作的精神、待人诚恳的作风，永远值得我学习，体会最深的，则是廖公在领导工作中，十分注意全面贯彻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贯强调防“左”反“左”。

　　早在建国初期的50年代和60年代，廖公在协助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领导统战工作期间，就对新闻、出版、电影方面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他一再告诫说: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港澳地区开展工作，更要特别重视；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工商业者，以及海外华侨，都应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廖公用通俗的语言精辟地指出:爱国主义有不同的层次，马马虎虎的爱国主义也是爱国主义，我们要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还说，爱国不分先后。越是大右派，越是要做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团结过来。廖公更是身体力行，在香港广交朋友，从普通市民到有社会声望的教授、工商业家，他都能谈得来，不但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思想动态，而且从中引导他们跟随祖国的发展而不断进步。

　　办报要为香港广大市民所爱看

　　廖公经常会见港澳地区报纸的负责人，鼓励大家办好报纸。不是共产党员也不要求入党的《晶报》老报人陈霞子，也成为可以同廖公谈心事的朋友。1959年12月5日，廖公在会见香港新闻界参观团时指出:“香港报纸必须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爱看的报纸，这才算真正完成爱国主义宣传的任务。调子(包括标题)不能只满足于‘进步朋友’的要求，而要面对港澳大多数群众，为他们所爱看，为他们所看懂，”“我们的报纸不要脱离香港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而要去适应他们现在的水平……不断地有计划地提高他们的水平。”

　　“文革”十年，极“左”思潮弥漫，香港几份爱国报纸发行量大幅下跌。1978年6月，廖公到了广州，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当前形势与华侨、港澳工作的报告。他的这次讲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廖公首先阐述了中央对香港的方针，继而尖锐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给港澳工作带来的祸害，他说，“四人帮”把较老的熟悉香港情况的干部调了回来，而将“没有海外关系”的人派出去，在“左”倾路线毒害下，把我们办的报纸，正面的、侧面的、灰色的，都办成清一色——“红脸”，甚至想把我们办的学校也办成“抗大”式的。廖公在报告中，一再强调“必须采取措施清除极‘左’的流毒”。

　　出版工作要“因地制宜，我行我素”

　　廖公同样关怀香港的出版事业。1956年5月8曰，在港澳和海外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就提出了“因地制宜，我行我素”的方针，主张“港澳和海外需要多种多样的出版物，只要不含毒素的，古典书、新书、旧书都可以出版”。

　　1977年8月，“四人帮”被捕不久，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当时，我是广东省人民出版社社长，蓝真是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因而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廖公通知我们晚上到他家里谈话。我们到达时，廖公已在客厅等候，廖公详细了解“文革”中香港出版工作的情况，问香港还有没有线装书？出不出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他还具体建议:香港出版一本政治性不强的画报，以补《人民画报》的不足。廖公语重心长地说:“港澳出版工作要思想大解放，彻底扫清‘四人帮’那一套形而上学的谬论和框框条条，务必要从港澳和海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使我强烈地感受到廖公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崇高境界。

　　电影工作不能照搬内地一套

　　廖公对香港的爱国电影事业更是倾注了不少心血。1964年夏天，全国大肆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优秀电影《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林家铺子》等都成了大毒草；文化部被指为洋人部、死人部，夏衍、陈荒煤、邵荃麟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受到整肃。消息传到香港，几家爱国电影公司的演员、编剧、导演无法理解，思想混乱。廖公及时通知几家电影机构的负责人前往北京座谈，做了一番稳定人心的工作。提出了符合香港实际的“三结合”方针，即“以进步思想为基础，要有民族风格，要有新鲜灵活的技巧”。

　　然而，为时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起来了，陈毅副总理被批斗，廖公被批斗，香港也很快波及了。“文革”期间，广东省第二军管小组将江青那一套极“左”东西搬去香港，内地拍电影要“三突出”，香港也照样要“三突出”: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怎能不乱套呢？

　　“四人帮”倒台之后，廖公复出，立即拨乱反正。当时，香港爱国电影机构负责人廖一原，是我年轻时的同学。他专程到了北京，向廖公汇报爱国电影遭到的厄运。他断断续续地讲了两个小时，几乎是边流泪边倾诉的。廖公静静地听着，有时紧皱眉头，有时欷歔不已。廖一原讲到，年届花甲的导演朱石麟，抗战开始就一直跟着共产党，他导演过多部电影，其中一部《清宫秘史》，却被“四人帮”诬为“卖国主义”。朱石麟知道后，说什么也想不通，过了不久，就含恨离开人间了。

　　建议实地拍摄《少林寺》故事片

　　廖公在这次会见中，要廖一原转告香港电影界的朋友:我们一定会把极“左”的流毒清除，并且说明“中央几位领导人最近都说了，香港电影的题材可以广泛些，凡是有利于爱国统一战线的，上下五千年，祖国风景名胜，都可以拍。”

　　随后，廖公在1978年1月召开了香港电影界座谈会，针对香港的情况作了长篇谈话。他在讲话中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廖公恳切地要求大家:“把香港的电影工作重新振作起来。”他还告诉大家:“在全国旅游会议上，我把你们希望到全国的风景区、名山大川、革命圣地拍电影的要求提出来了，李先念副总理说这很好，还要电影局给予协助呢。”

　　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廖公又对廖一原建议:“香港和海外的观众都喜欢看武侠片，你们何不拍一部少林寺或者太极拳的电影呢？”他还具体提出:“要找真有功夫的人当演员，而且要到內地实景拍摄。”结果，廖一原和中原电影公司真的邀请了李连杰等几位高手担纲，在河南省嵩山实地拍成故事片《少林寺》。这个影片在1982年春节公映，一炮打响，突破了香港影片的卖座纪录。

　　批驳“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的谬论

　　在回忆廖公的诸多教导中，我这个在香港投身革命的人，当然更加不会忘记他关于“海外关系”问题的精辟意见。

　　我清楚记得1962年春天，当我还在《羊城晚报》担任总编辑的时候，廖公到了广州。3月9日，廖公在广东省、广州市中共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海外关系”的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他反复说明:“海外关系”这个提法缺乏具体分析，因而是形而上学的、有害的。他指出:现在有“海外关系”的人，要参加党很困难，参加共青团也困难。有些单位发现你有“海外关系”，就马上要你下放劳动。如果你收到侨汇，就会有神秘人物来查根问底。廖公认为，这种情况不应再继续下去了，必须把那些错误地对待“海外关系”的言行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

　　到了“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对于有“海外关系”的干部更是极端仇视。1970年，广东军管当局炮制了一个《处理海外关系的六条规定》，凡是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要分别处理，或下放劳动，或将户口转去农村，最终达到把他们清除出去的目的。《规定》第六条还写明:从今以后不再吸收有“海外关系”的人当干部。这个荒谬绝伦的文件，伤透了从港澳和侨居地回来参加祖国建设的广大干部的心！

　　廖公对于这种极“左”的做法自然十分愤慨。他认定，在“四人帮”破坏侨务工作的累累罪行中，危害最大、流毒最深、影响最广的，就是所谓“海外关系”的谬论了。1977年8月，廖公在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尽管还未恢复侨办主任的职务，就马上找来原外事办公室的诸桦等几个助手，要他们就这个问题撰写批判文章。后来，经廖公本人修改定稿，发表在1978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题目是《批判所谓“海外关系”的反动谬论》。这篇文章长达7000字，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批驳了“四人帮”把“海外关系”说成是“反动的政治关系”；继而批驳了“四人帮”把有“海外关系”的人诬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然后从理论上批判了“四人帮”否认侨务工作特点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文章着重指出:“侨眷、归侨(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医生、老师以及回国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同全国劳动人民一样，是革命动力。”廖公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广大干部把它看作拨乱反正的号角，在侨眷、归侨众多的广东省、福建省以及港澳地区，人们更是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在其后的两年间，廖公还先后发表了《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全国侨务会议闭幕词》、《在上海会见归侨代表时的讲话》、《加强对华侨历史的研究》、《尊重和照顾归侨、侨眷、知识分子》等文章，所有这些论述，充分说明廖公是一贯注意防止和反对“左”倾错误的。(文汇读书周报／摘自《纵横》杂志2008年第9期，作者杨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