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内线”告密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来到康平路小礼堂。

　　参加“吹风”会的有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分社的有关人员。

　　徐景贤在会上将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人民日报》鲁瑛接电话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首长”联系不上，房佐庭在电话里总说他“老胃病发作”等情况向这些人作了“通报”。

　　接着，他根据军队可能发生“政变”的猜想说：“中央电台通知停播的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苏修军队侵占捷克时，捷克国家电台有一名播音员听中央负责人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

　　徐景贤还布置了各新闻单位的保卫工作，指示要调集民兵来保卫。并要求这些人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把上海的舆论牢牢地控制起来。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会议结束后，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某副书记、福建省委某常委分别打了电话。王秀珍接着又给辽宁省委某副书记打电话，要他给当时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

　　由于中央和直接参加行动的8341部队，对这次粉碎“四人帮”行动的保密工作做得十分谨慎、严密，致使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几经打探也未能获得可靠的消息。

　　下午5时，徐景贤在康平路常委学习室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让一些骨干分子列席。这次会上，朱永嘉提供了上海市委写作组与《红旗》杂志编辑部通电话的情况。

　　徐景贤在会上强调：“这种种迹象说明中央出了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散会后徐景贤回家吃饭。这时朱永嘉、王知常等4人有些沉不住气了，就跑到徐景贤的家里，找徐景贤，共同商量下一步的对策。

　　由于徐景贤急着要去剧院看演出，就说：“我下午已经找报社、电台的人谈过了。国务院有几位部长在上海，今晚上看戏，我将到剧场露露面，同时摸摸情况。你们到学习室等我，我一会儿回来再谈。”

　　徐景贤在戏院里坐了一会儿，就找了个借口离开，急忙赶回康平路。这时学习室里已挤满了人，气氛很紧张。

　　还未等徐景贤向这伙人报告刚才的“好消息”，警卫处的康宁一就急忙向他报告，说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打来电话报告暗号：“我娘心肌梗死。”

　　徐景贤顿时大惊，忙问：“缪文金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又到北京去了？”

　　王秀珍说：“是我下午派他乘飞机到北京去了解情况的。临走我告诉他说，如果出事了，电话里就说‘我娘心肌梗死’，现在看来真出事了。”

　　于是，廖祖康拿过电话，亲自给江青住的那个楼打电话，不通。接着他又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处打电话，仍然不通。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伙余党顿时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在屋子里乱成一团。

　　此时，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接通了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家的电话，是徐海涛老婆接的。张家龙说：“徐景贤同志要和徐部长讲话。”徐海涛的老婆慌张地说：“他不在，去办公室了，不要再打电话了。”徐景贤在听了秘书的通话情况汇报后，猜测徐海涛也可能被抓起来了。

　　屋子里再次出现混乱，一伙人顿时慌成一团。

　　这时，康宁一突然接到公安部祝家耀打来的电话，这伙人的耳朵都跟着竖了起来。

　　祝家耀，1937年12月生，浙江杭州人，初中文化。1955年3月至1959年4月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副班长。195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5月至1966年12月为上海五七〇三厂工人，后在厂劳资科工作。1967年1月至1973年6月在上海“工总司”工交组、组织组工作。1973年11月起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

　　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往公安部担任要职的，自然不会忘记这份“恩情”，不会忘记自己“成长”起来的这块“基地”，在关键时刻及时来了电话。这位“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内线”在电话里说，缪文金到京后确实进过京西宾馆。祝家耀真不愧是搞公安工作的，在电话里除报告缪文金的情况之外，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这是“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得到的最可靠的一个消息。这样就从公安部“内线”那里证实了他们一伙的猜测，北京的确发生了“政变”，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四个人统统被抓起来了。

　　紧接着电话铃又一阵急响，张家龙拿起话筒，是刘庆棠打来的。刘庆棠在电话里说：“马老不能接电话，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都‘病’了。”

　　萧木听后立刻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

　　他这么一叫，整个学习室里顿时一片混乱，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立刻条件反射地各自看看自己的周围，然后又将目光一起转向大门，生怕外面此刻突然冲进几个人来将自己抓走。看着如此混乱的局面，徐景贤立刻制止，大声宣布：“谁也不能再往外打电话了！”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就在这间市委常委学习室里，徐景贤等人开始密谋进行武装叛乱。(王文正 口述 沈国凡 整理,《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