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一位名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以后，他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

　　这桩公案的全部过程，发生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先后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会议。

　　9月8日，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9日上午分别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在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发言后，梁漱溟就《人民日报》开辟读者来信栏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说：“这样做，一面看出人民能关心公家的事情，一面看出党和政府能够随时听取老百姓的意见解决问题。这种精神，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应该继续发扬。只有自始至终发扬民主，领导党又能听取意见，这建国运动才能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其效果就能倍增。”9日下午，因为言犹未尽，临散会时，周总理宣布，第二天继续由个人作大会发言。在离开会场时，周恩来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明天的大会请你也说一说，好不好？”梁漱溟没有半点犹豫便答应了下来：“好！我明天上大会发言。”

　　回到家后，梁漱溟想，现在领导党的负责人要我在大会上说话，我就应该说一些对领导党有贡献的话。于是，他秉着这个思路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10日的大会发言非常踊跃，梁漱溟没能安排得上。中间休息时，他写了张条子给周总理，说在北京的人讲话机会多，请尽可能先让外地人发言，自己准备的发言可改为书面提出。周总理答复他说，你不必考虑时间问题，会期可以延长，你明天可以在大会上发言。

　　在11日下午的大会上，梁漱溟作了发言。就是这篇发言，成了毛泽东批评他的导火线。

　　因为是回眸，也为了论述的需要，这里不妨将梁漱溟的发言做较为详细的摘录。

　　梁漱溟说：“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我曾经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场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计划，这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还有其三，是我想重点说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了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甚至还有人表示赞同。到了第二天，即9月12日，政协常委扩大会议转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彭德怀作抗美援朝情况报告后发表即席讲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稍许，毛泽东加重了语气，说：“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虽未点梁漱溟的名，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在说梁漱溟，因而引起了梁漱溟的注意。此时的梁漱溟一方面甚感意外，一方面很不服气。他想，我何曾反对总路线呢？我是真心实意地拥护总路线的啊！我哪里是在损害工农联盟，而是希望工农联盟的基础越来越牢固啊！因此他要申辩，要澄清。在会上就给毛泽东写信，但信没写完，会就散了。回到家，他继续写这封信。信的内容是说明自己的发言没有一丁点儿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意思，我的本意是希望政府好。请求主席在大会上收回讲话，解除对我的误会。9月13日，梁漱溟在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呈上了自己的信。毛泽东约他当晚谈话。由于时间仓促，当晚谈得不深，并没有解除误会。梁十分失望，且不想就此罢休，要再一次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以让与会人员进行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被允准作大会发言。他先后复述了9日和11日发言的内容，再三表明自己并无反对总路线之心。当天仍没有人批评梁漱溟。

　　9月17日，有位与会者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将梁漱溟解放前的历史称为“一贯反动”：“你虽没有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的。”“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下一届政协还要推你参加，因为你能欺骗人，有些人受你欺骗。”“假若明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农业，虽见解糊涂却是善意，可原谅；而你不明反对，实则反对，是恶意的。”这位中央领导人下的结论使梁漱溟心绪烦乱，深感自己因出言不慎而造成的误会已经很深很深了。在倔强个性的支配下，他视一切于不顾，要求当场发言作答。

　　在9月18日的大会上，梁漱溟说：“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中共领导人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历史的任务，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的答辩发言刚开了头，就被会场上轰他下台的声音打断。这么一弄之后，梁更不认输了。那么多人叫喊，他都不理，盯着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权，说：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昨天的会上，各位说了我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说话时间，是不公平的。我很希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同时我也直言，想考验一下领导党。现在我问毛主席有没有这个雅量，听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完以后，你说误会我了，梁漱溟原来没有恶意。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毛泽东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毛泽东回答说，但我有一个雅量，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是可以当下去的。让你继续当政协委员，是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的。此时梁漱溟没有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回答得很干脆，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另一回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另一回事，那就是你说的了。梁漱溟接着又说，共产党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我今天就试一试你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真是假。毛泽东说，对你这个人，不是自我批评，就是得批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这时，毛泽东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给你十分钟说说要点好不好？”梁漱溟回答道：“我有很多事实要讲，十分钟怎么够？我希望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会场再一次哗然，大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态度表示愤慨，纷纷要求梁漱溟下台。毛泽东又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梁漱溟这个人的反动性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现在我再提议让他再讲十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梁漱溟依然是“十分钟不够，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你又说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你讲话，那什么是公平呢？你看怎么办？”梁漱溟满脸的不悦：“听主席决定。”

　　这时，有人提出付诸表决，看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赞成他继续讲话的人多，然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带头举手赞同梁漱溟讲话，其他中共一些领导人也都举了手。但大多数与会者表示反对。梁漱溟不得不走下台来，一场相持许久的僵局这才宣告结束。

　　此事过去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不再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以便用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在反思中，梁漱溟觉得闯了大祸，不应该这样冒犯毛主席这个领袖。在许多至亲好友和家人的规劝、帮助下，梁漱溟9月22日伏案检讨了自己。其内容这里也予以抄录。梁说：“我的错误之思想根源在哪里呢？无疑是自己阶级立场的不对。我在解放前之不相信阶级立场之说，由来已久。共产党运用阶级学说创建了新中国之后，我在事实面前有所觉醒，亦曾怀着惭愧心要求自拔于旧立场而改从无产阶级立场，但实则只是旋念旋忘，并没有真正离开旧窠臼。比如我亲眼看见劳动人民那样感激共产党、爱戴毛主席，自己便大大不及，原因就在于没有自拔于旧立场，不能在心理上打成一片，滚成一堆。又比如许多会上看见有那么多的人颂扬共产党和毛主席，自己只是鼓掌应和而止，却很少出口响应。每当我想起百多年来我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向下沉沦的厄运，终被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扭转时，让我喊一千声一万声‘毛主席万岁’亦不觉多余。无奈满身旧习气的我，闲思杂念太多。我还一直把这当作‘倔强精神’、‘骨气’而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是不会向共产党讲倔强讲骨气的。正是我的阶级立场的不对和对待中国共产党认识方面存在的偏颇，造成了我于9月18日达到顶峰的那场荒唐错误。我这种目空一切，置许多人热爱共产党、毛主席的心情于不顾，在大庭广众之下与毛主席争是非，是必定要引起人们的公愤的。因此别人批我诛我，实在是情理中的举动。回顾我1953年以前走过的近五十年的历史，自以为革命而归落于改良主义；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改良主义则又落于反动；又因为是一贯的改良，自然便落于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说我以笔杀人，在会上我听了很不服气。待明白过来，才晓得这话，是指我长时期的反动言论流毒于社会。主席又说我是伪君子，我当时听了同样只是冷笑不服。但明白醒悟之后，深信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一个纯粹、清白的好人，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我，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主席又说，我是能欺骗人的，有些人是在受我欺骗，那自然是说我这样一个并不真好的人，却仍有人相信我，而获得了好人名声，有必要揭露其真面目吧。”

　　从这些话语不难看出，9月18日冒犯毛泽东以后，梁漱溟是在真心实意地检讨自己，深刻地反省自己，没有丝毫的做作。

　　1953年9月当众顶撞毛泽东之后，梁漱溟从此便失去了单独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机会。然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生活待遇照旧，也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处分。

　　梁漱溟依然有着对毛泽东的那份敬意，那份情怀。毛泽东在心底里也仍然记挂着与自己同岁、1918年就见过面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梁漱溟将自己的手稿《中国——理性之国》作为特别的贺礼送给了毛泽东。1975年9月，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作批示时提及了梁漱溟，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之类的话，表达了对梁老先生的谅解之意。

　　30多年后，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再聊起这件事时，梁漱溟又一次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10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字里行间显示出，梁漱溟虽脾气倔强，却是性情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