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这个观点振聋发聩，学术研究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它可以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我们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是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兴党兴国兴民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国史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确的方法。这里，我再举几条古人所说的话为例。清朝初年，几代皇帝都重视修明史。当时负责修史的学者认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为修史者出发点有偏颇。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为修明史而写了一篇文章给大臣们看。他说：“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我认为，“秉公持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讲要肯定老一辈领导人的功绩，并不是说要隐瞒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过去写史书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书》的作者北齐人魏收，他公开宣扬以个人爱憎臧否历史人物。他跟别人说，什么人敢跟我作对，我写历史的时候就没有他的好处。他扬言：“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所以，《魏书》写成后，有一百多人上书投诉他，被人称为“秽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时，还修辽史和金史。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他问道：“修史以何为本？”大学士揭斯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他主张“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这讲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讲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颇。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学士们一起谈论修史，认为修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说《宋史》、《元史》“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评当时史官“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认为修史应当“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对待国史研究和评说，自然应该“秉公持平”，应该“重良心”。如何对待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业，用什么心态来研究他们、描写他们，确实有个秉公问题、良心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我们研究国史要以他们的辉煌功业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研究的对象，作为后辈，要懂得饮水思源，以敬仰的态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经历和得失。在探寻他们足迹的过程中，我们似应当经常思索他们对我们的教诲和期望。要学习他们的思想，景仰他们的风范，颂扬他们的业绩，总结、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国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无愧于先人。

　　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追随他们的一代前辈早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未竟的事业应该由我们和我们的后辈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导致一些曲折，当然对历史上我们党的错误、教训，我们应实事求是、郑重地进行总结和反思，但是，我们绝不应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需求全责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迅速地摆脱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稳了脚跟。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能一帆风顺，但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在前30年是没有成绩的，甚至说是到了衰败的境地。事实是，经济建设尽管受到干扰，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比建国初期发生了质的飞跃。

　　(作者陈奎元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延安召开的“国史研究座谈会”上的发言，本刊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