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老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满纸透着一股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恶劣气味。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只是令周作人没有想到的是，当他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即1945年12月6日，就因汉奸罪被捕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与周作人的嘲讽与谩骂大不同的是，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

　　容庚出生于清末广东一个书宦之家，自小受到家风的熏陶，对古文字古物情有独钟。1924年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一年后转燕京大学任教授。1928年8月，傅斯年在广州筹备史语所时，打报告向蔡元培、杨杏佛请求礼聘的23名特约研究员中，排在李济之后，名列第11位的就是正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容庚。而盛极一时的徐炳旭、袁复礼、罗家伦、杨振声、罗常培、丁山等均位列其后，由此可见傅对容的看重。郭沫若亡命日本时，所撰写的几部与考古学、古文字学有关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卜辞通纂》，有相当一部分材料是容氏为之搜集提供的。后来郭沫若曾说，“若是没有容庚的帮助，我走上研究金文的道路，恐怕也是不可能的。”后容氏立下宏心大愿，以八年的时间，专门从事商周青铜器的综合研究，终于在1941年完成了《商周彝品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此书的出版被誉为“标志青铜器研究由旧式金石学进入近代考古学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过，其时容氏本人已转到伪北大任教了。今非昔比，抗战八年成为彰显民族大义与个人名节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道分水岭上，许多原本的朋友已变成了敌人，正如古人所言“汉贼不两立”是也。

　　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南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曰：“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遍布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曰：《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