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元。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的吴连登说：“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考入江苏省盐城地委招待所当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盐城只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吴连登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平常业务熟练的吴连登，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呦。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

　　“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他们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江青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