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说——

　　对话乡土作家阎连科

　　坚守乡土写作,也就具备了世界性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最红火的代表人之一阎连科,近期推出了自己的新作《风雅颂》,再度引发较大争议。然而他的新作,在网络上被风传为2008年中国当代文学可能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

　　阎连科带着他的新作,在本届香港书展上的亮相,也带着他满口的河南口音来与读者和媒体对话。在本报记者专访中,阎连科畅谈了乡土写作与世界性的问题,从中也许更能在细微处体验中国作家未来走向世界的一些可能。

　　谈写作身份:让乡土的疼痛感保持灼烧

　　记者:土耳其著名作家帕慕克说过:世界著名的大作家康拉德、博纳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徙而为人所知。背井离乡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但您的写作似乎总是离不开故土———河南。

　　阎连科:我是完全来自于乡村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幸运的,因为我恰恰很幸运地出生在河南的农村———中原,中国的最中心部分。某种程度上讲,今天的中国最复杂最深刻的情况都能在河南的农村里找出来。河南不像广东的绝对繁华或大西北的绝对贫穷,纷繁地夹杂着最富裕、最贫穷、最保守、最边缘化的东西。某种意义上看,今天的中原恰恰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地方。所以我想,只要我能守住这样一块土地,就从一定程度上守住了中国的一部分现实,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世界发生多么大变化,我只要守住这一块乡土,也就守住了世界。

　　我始终认为,作家的“根性”非常重要。一个作家后天可以写美国的生活,写非洲的生活,去三天写成一篇很棒的游记,但这都是后天养成的。一个作家真正能写好什么呢?这是由先天决定的。比如我阎连科是农民的孩子,一辈子绝对不能写出广州富人的城市生活,因我出生在河南农村,决定我的学习经历、阅读经历,进而决定了我的整个命运。

　　对比一下哈金,他去了美国,用英语写作获得了美国文学的大奖,但他的命运不是阎连科的命运。对于阎连科来说,他只能守在这样一块家乡的土地上,那是我写作的唯一资源。所以说,作家命运的不同必然导致作家写出不同的作品,不同的作品又继而导致作家不同的命运。

　　记者:但如今您离开老家多年,移居北京生活,您如何保持与乡土命运的联系?

　　阎连科:我想,一方面肯定是凭借记忆,大家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作家写作的最重要资源。如今,我每年都回去几趟,恰恰这一段距离,能让我随时回到乡村去,又能在写作上带来一个距离感,能在写作上更清晰地认识农村现实。北京的生活可以视为河南乡村生活可能的一个参照,另一面镜子,可能让我更能看清楚乡村深层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对欲望的认识,对男女爱情的认识。

　　我经常说,我们的村子就缩影这一个中国,村长对于我永远是一个绝对领导,如今回去每次见到村长我都很敬畏。表面上看,我和河南老家的联系可能更松散了,但精神上的联系其实更加紧密,乡土生活魂牵梦绕在我的生活里。比如直到今天,我依旧是一个非常小农意识的人,老家的一块宅基地被邻居占了一垄,这样的事情对于我的震动性,几乎比我们国家一片领海被外国占了去更令我感受切肤之痛。再比如某一天,村子里的一个老人死了,肯定有一整晚上我会辗转反侧,感觉身上的某一块东西丢掉了……我就始终让这种疼痛的联系不被割断。

　　我想,无论是奈保尔还是博纳科夫,他们最深层的文化之根仍然是原来故土。尽管他们客居异国,用别国文字写作,但这种距离感恰恰使他们对那一块家乡土地有了更为深刻和复杂的认识。我所说的这个“绝对个人”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必须说出对故土、对自己民族和国家一段历史和现实,最个人化、最为独特的认识。一个伟大作家的写作命运,必须参与到这种独特的认知之中,否则很难写出传世之作。

　　记者:有人说你的新作《风雅颂》可能入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大家都以为中国作家有一个诺贝尔奖情结,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谈到作家的个人写作如何具备“世界性”,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作家所能决定的。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的“世界性”,无非就是指获得美国和西方的认可。但可以这样讲,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他们对中国都在脑子里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东方主义”。有些作家的小说迎合了这个“东方主义”,就获奖,就在西方受欢迎,但他们对中国现实依旧非常不了解。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对西方的理解远远超出他们对于我们的理解,基于这个原因,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更是应当为自己的内心写作,别期望按照别人对你的理解去创作、去获奖。因为所谓的这个“东方主义”想象必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转变,那时候,今天在国际上获奖的那些中文作品就要过时,成为垃圾。

　　谈新作:《风雅颂》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危机

　　记者:《风雅颂》受到诸多质疑,认为您在歪曲高校教师,夸大了负面。

　　阎连科:这个小说争议很大,有人说我写的是北京大学,还有人烧书,但我说过很多次,大家应该把《风雅颂》看作是阎连科的一个精神自传。有人把《风雅颂》看作我开始从乡村写作转入城市写作,这是一个误读。因为其实高校到底怎样,对我并不重要,《风雅颂》的核心写了一个从农村走入城市的知识分子杨科,当他在城市生活了多少年之后,他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不属于他,整个社会现实、体制、城市中的爱情都与他没什么关系,当他想要回到乡村的时候,却发现乡村也已经变了,他已经回不去了。《风雅颂》的核心是,写了一个来自于乡村的知识分子,灵魂的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表达了我对知识分子丧失精神家园后的一种焦虑。

　　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象,有人把《风雅颂》与贾平凹的《废都》作对比。

　　阎连科:也许中国的文学作品专门对知识分子发表理解的作品不多,所以,会有人拿《风雅颂》与《废都》甚至《围城》作对比。但这三部作品在我心中写照了三个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

　　《围城》是钱钟书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文化背景,他写出的是知识分子眼中的知识分子,写出了那种散淡、矜持的个性,堪称一部极具个性的优秀之作。《废都》不能说有贾平凹的生活影子,但至少写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精神状态,这种状态与《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比如,《废都》里的80年代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精神上空虚堕落,,但生活里还能够掌控自己。而《风雅颂》里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比如主人公杨科发现自己连日常生活其实都无法掌控。

　　记者:对于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社会上也有一些批判,比如一些经济学家对于股市、对于楼价带有利益属性的分析和发言。

　　阎连科:《风雅颂》里我对今天知识分子的认识(不包括全部人),相当的一批学富五车,没有用武之地,他们的才华变成了饭庄上的谈资,或者面对女人时候的谈资,但是面对公共场合、社会大众的需求,他们却不敢于发表自己独立思考的言论。

　　9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迅速商业化被不少人诟病。比如经常有一种经济学家、高校教授,被请去为大公司演讲,出场费5万、10万,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学者竟然像歌星走穴一样,也都配备了经纪人。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知识分子中如果在传播自己的思想时,还想着要有人替他们讨价还价,是非常值得深刻反思的。

　　有人说《风雅颂》写得如此放肆,歪曲高校生活,扭曲知识分子形象……我就干脆将其解读为阎连科的一部精神自传。虽然阎连科不是大学教授,不是《诗经》专家,也没有去找过小姐。大家都说阎连科是在夸大和扭曲,说句心里话,我只希望从这部小说体现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些理解,最大限度地体现,这就够了。(李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