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相对沉寂的文化界,余秋雨的历史散文横空出世,成为时髦风气。
张闳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不止一次地号召党内干部都读余秋雨的书,也试图把他打造成一张上海“文化复兴的名片”。
余秋雨试图在之后的《山居笔记》中还原一段知识分子同权力和解的历史。他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尽管满族的康熙皇帝曾经以大兴“文字狱”而“臭名昭著”,但他“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和精通汉族文化”。由此他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与康熙和解。
在此前后,文化界开始出现少有的历史回潮,比如大批的清宫帝王戏踊跃登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良宇主政上海。余秋雨却在那两年的上海文化圈颇为“落寞”。张闳说,比较明显的标志是,在上海公务员系统,余秋雨的书自此不作为必读推荐。
2001年,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这让余秋雨“颇感意外”,也让上海的文化界“为此哗然”。他身边的人对媒体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他的秘书也高调声称,余老师再也不接受上海媒体的采访。
回忆这次落选事件,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赵长天说,当时是差额选举,作协很多人对余不满意,争议很大。
另一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余秋雨就将自己的事业中心南移。1996年夏,深圳的文化讲坛上开始不断出现他的身影。当时,他的身份是深圳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这一次现身,又是争议不断。起先,他说,“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接着,他又说“深圳有条件建立深圳学派”,直至他说“深圳最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
与此成为明显对比的是网友“我为伊狂”的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后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文章对于深圳文化、经济上显露的后继乏力做了一连串诘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他不断地出现在各个城市的文化讲坛上,为当地的文化复兴振臂高呼。起先,舆论还颇为关注,后来,大家也习惯了。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余秋雨就很少现身上海文化圈,他自己也在文章中不止一次地说,上海的文化圈子他不喜欢沾染。
2007年,出现了微妙的转折。
这一年4月,秋雨文化教育基金在上海成立。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淡出上海文化圈之后,余秋雨的回归。
余秋雨对当地媒体说,“从今以后,我的工作重心将确立在上海。”(孙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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