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式面对这场灾难。军人在救援，医生在医治，记者在报道……那么作家该选择什么方式？

　　身为山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王兆山先生写了一首诗。6月6日，这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悄然刊登在《齐鲁晚报》的副刊上。几天以后，引发一场转载和批判的狂潮。

　　我这样揣度王副主席的心态：谁都不想缺席。

　　作为一名没有进入抗灾现场的普通记者，我曾深深体会过那种缺席的挫败感。别人似乎都在做着点什么，而我远处北京，只能默默难过和祈祷，心里充满恐慌，似乎自己一时间被整个世界甩在身后。

　　长久以来，我们都活在缺席的恐惧里。过去的许多时候，当社会在指挥下以同一个声音放声歌唱的时候，那些没有发出声音以证明自己在场的人，总不免担惊受怕——尤其是当这种声音被当做一种表示和证明，参与总是无害的，而不参与则可能代表着若干复杂的解读：不合作，不赞成，或者，不忠心。在我们周围，这几个词带来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

　　因此我不禁妄自揣测，当灾难过后，舆论开始忙着提供鲜花和掌声，表达赞美和感激之时，王兆山先生身居作协副主席之位而默默无语，内心大约也有这种恐慌。我宁愿相信，正是对“缺席”的恐惧，而不是其他恶劣的动机，催促着王兆山先生在灾难发生近一个月后，将自己作品发表。

　　他注定不能为自己这首奇思妙想的词作得意太久。刚刚在电视画面中目睹汶川特大地震惨剧的人们，面对王兆山对“党疼国爱”的死者们“纵做鬼，也幸福”的断言，大为光火。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样死去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有幸福可言。

　　愤怒如潮水一样涌向王先生，不过有同行在采访中获知，他心态很好，对批评的回应是：“让大家说去吧。”

　　这是我们习惯的结局：来自民间话语的抨击和指责，无论多么激烈，也因为不具备实质性杀伤力而往往归于无形。被指责者可以关上家门，关掉网络，轻松将这种攻击拒之门外。

　　我们应该弄清楚：在颂扬中不愿缺席的，王兆山并不是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他的任务完成了，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在这场大合唱中，他是在场的。尽管也许不那么高明，不那么巧妙，但他表明了心迹，表达了立场。

　　——立场永远比方式更重要，这是我们从中读出的复杂意味。

　　事实上，类似的文辞，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辞，在我们过去的记忆中，并不稀少。在一段曾经占据我们精神生活显赫位置的“传统”中，类似王兆山先生这样的作品，一度连篇累牍。

　　我们曾有过一个全社会都在追逐潮流的时代。口号和语录在每一个人嘴里响起，鼓掌和欢呼时，每一个人都在场，声音惊天动地，经久不息。在那时的报纸上，这种潮流，也经常以诗歌的形式抒发胸臆。尽管许多人对此有了审美疲劳，可是没有人缺席：要知道，缺席，也是一种立场。

　　我们不该做极端清算历史的人，所以那段特殊日子里的种种表现应该得到体谅。但是，当民间已日益远离这种传统时，从那时承继下来的对“立场”的惯性，对参与“合唱”的热衷，却还在某些文化机构、某些文人的内心深处停留。

　　这不，一张嘴，吐出来的就是带着霉味的呼吸。

　　好在，历史毕竟在往前走。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了许多沉默的人。他们不抗争，不抨击，不揭露。他们默默地生活，平凡地工作。但他们不盲目追逐潮流，不主动参与某些氛围的营造。他们不属于社会的两极，在很多场合的表达中，他们是缺席的大多数，但他们构成这个社会的坚固基础，并一天天使虚伪无处藏身。

　　王兆山先生显然不属于这个沉默的群体。他不能理解的事情是：有些时候，缺席比在场，更加珍贵。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