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来到中国，开始系列学术交流活动。由于突发的地震灾难，帕慕克在北京和上海有两场签售将临时变为义卖活动，现场所得款项将捐给灾区。

　　年，土耳其大地震，举世震惊。帕慕克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收录在《别样的色彩》一书中，通过帕慕克的叙述，我们发现，面对同样的灾难，中国人做得更好！

　　我在子夜之后，破晓之前醒来——— 后来我知道，那是凌晨三点———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一座毗邻布尤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3码远，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来不及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在我前方的柏树、松树之后，在远处城市的灯光中，在海面上，整个夜晚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在瞬间发生。我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所有残暴景象，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而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轰炸、刺杀、1970年代的夜间袭击总是令我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想到了很多，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它结束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断了。我们一同跑到花园里，走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似乎我们四周的一切都在恐惧中等待着。花园、树木、这座被高高的岩石环绕的小岛——— 夜晚死一样的寂静，除了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了一种恐惧。我们在黑暗中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 或许是惧怕会有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来了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未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我听见从卡尔塔拉海岸传来救护车的警笛声。

　　接下来的几天，在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有两千万人都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人们后来彼此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象。”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的描述与另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逃生的人一样。并非是他的幻觉：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 他清楚地感到了这一点——— 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有人被惊醒，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倾倒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延缓了一下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拉着彼此的胳膊。后来，从废墟里发现的尸体也证明了这一点。所有东西——— 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 全都扭曲变形，还有疯狂寻找彼此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说不上是自家的哪样东西，还被抛到了不知何处的墙体之间。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的所有物品散落在地。倒翻在地的家具，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 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完全陌生的地方，这使得很多人不堪忍受。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曾跑下几层楼梯，在楼房倒塌前跑到了大街上。

　　我听过很多事情，有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的。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把什么都往嘴里塞，但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一直醒着，站在屋内某处。另外一些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被恐惧的战抖击垮，摔到在地板上，寸步难移。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他们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给安拉——— 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震后的那天早上，所有大些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飞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大些、人口密集些的岛屿，伤亡要少一些，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我们对面的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多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轮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周围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到其中的一座岛上，在后来的四十五年里，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地方逗留。雅楼瓦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温暖的春季，在我童年的时候，那里也因其仿西式饭店而遐迩闻名。父亲曾做过主管的石化工厂——— 我还记得那曾是一片空地，后来是怎样变成了石化精炼厂——— 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游览过的村庄，还在那里购过物；整个海滨沿岸林立着的高大公寓楼；以及我曾在《寂静的房屋》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持续，还如以前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们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尤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雅楼瓦。我和我朋友此行并非应人所邀，我们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更近距离的观察死亡，离开我们快乐的小岛来观察，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怖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七嘴八舌的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雅楼瓦，在布尤卡达有个小店铺，卖些从雅楼瓦进的日常用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是想看看他的橱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雅楼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由于土地使用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消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有十分之九都变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也很快意识到，原先心中暗藏的那个幻想也破灭了——— 我们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或帮忙把残骸、碎片抬起，搬到角落：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要看到你做点什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我们同他们一起，走在坍塌已成瓦砾的建筑物中；在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旁逡巡；走在那些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之上。在小停车场、空地上以及公立学校的校园里，我们看到一些帐篷，军人们有些在封锁街区，有些在收拾瓦砾。我们还看到有些人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看着眼前已不复存在的住所，有人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有人在咒骂着这场灾难，有人为了一块扎帐篷的空地在打架。马路上驶来持续的车流：载满盒装牛奶和罐装食物的紧急救援车，满是士兵的卡车，起重机和推土车在清除着陷入鹅卵石路面的碎片残骸。就像沉浸在游戏中的孩子会忘了真实世界的规则一样，陌生人的谈话也不顾及任何繁文缛节了。灾难使每个人觉得他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了。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一般。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有些已经面目全非了，有些像淘气的孩子们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得那样，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这栋楼的正面。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吊在高层楼上，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倒翻在地的电视，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由于位置不错而完好无损的花和花瓶，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了的遮阳棚，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洞开的衣橱里乱七八糟的散落着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发生……我们一个一个房间的徘徊，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这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面对恶魔的杰作，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

　　从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有时，我们进到一条小巷道里，那里的房屋仅有一半残存——— 并未完全坍塌，但几乎都是一副模样——— 或是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那里松树歪斜，倚在倒塌的房屋上，还未折断，那场景使我想象着，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在厨房做饭时，曾透过后窗望着外面的花园。同样的场景——— 那边对面的厨房窗户前，也有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一位老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着电视；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一个姑娘———如今都不见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望见的马路对面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有此美景的人，也都极有可能已消逝不见。

　　幸存者——— 那些设法跑出楼来，活着逃生的人们———此刻坐在断壁旁，街拐角，或是从不知从哪拉出来的椅子里，等待着仍在废墟里的人被拯救出来，“我的父母在那里，”一个年轻人说，指着坍塌成一片的混凝土堆。“我们在这里等他们被救出来。”另一个人说，他从库塔赫雅来，结果发现他母亲的房子变成了一堆废墟，他指了指房屋曾在的地方，说，“只要能够见到尸体，我们立刻就会离开这里。”

　　每一个在城市街道上徘徊的人都站在废墟前，无助地看着紧急救援队，起重机和士兵们，茫然地坐在一堆从他们房屋里救捞出来的冰箱、电视、家具以及塞满了衣服的箱子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等着什么。等待失散的亲人的消息；等待确认他们的母亲还在楼内(或许她在午夜时分离开了栋楼——— 在地震前——— 去了别的地方，即使这和她的习性大为不同)；等待叔叔、兄弟或是儿子的尸首，然后他们可以离开此处，将此处抛在脑后；等待着救援队带着挖掘工具到达这里，看看是否还能从一堆尘土和水泥瓦砾中，再挖出一些他们的东西，一些贵重物品；等待着有人开来小型货车，使他们可以把救捞出来的东西运走；等待着救助工人到达，等待路面疏通，以便专业救援队可以通过，救出在废墟中依然生存的妻子、兄弟。尽管电视和新闻媒体不遗余力，夸大救援成果，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到第三天结束，活着的人被救出来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尽管有人坚持不断呼叫着，使救援队可以听到其呼声，确定其位置。

　　废墟有两种。一种是像胡乱丢弃的盒子那样，侧向一边倒下，尽管某些楼层像手风琴那样叠在一起，但大致仍保留着原来的形状。在这类楼体废墟里，还有可能在气穴中找到生还者。而另一种废墟，没有层次可分，没有大块的混凝土，也无法猜测出楼体曾经的形状。它就是一堆粉尘、铁块、断裂的家具，混凝土碎片等。要想在这里面找出仍然活着的生还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救援队要一个一个地从这堆瓦砾中找出尸体。这是一项缓慢的工作，简直如同用针挖井。士兵们慢慢地将混凝土块抬到起重机上，这栋楼曾经的居民，还有寻找亲人尸首的人们就会睁大了彻夜未眠的双眼。一旦出现尸体，他们就喊道，“他昨天在那里哭喊了一整天，但没有人理会！”有时人们使用挖掘器械，有时就只有用千斤顶、铁棍或是锄头去挖那些未曾挖过的地方。在找到尸体前，他们往往会挖到一些遗物：婚纱照、装有项链的首饰盒，衣服，然后是散发着臭味的尸体。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在混凝土堆中挖出一个洞，某个专家或是勇敢的志愿者用电筒向里面一照，废墟旁等待的人群就会一阵骚动；每个人都嚷嚷起来，间或夹杂着哭喊。通常情况下，进去的志愿者都和这栋楼的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偶尔听到里面有些动静，于是就会喊人开来装载机，或是请徒手挖掘的人帮忙，但周围太嘈杂了，人们往往听不清他要的是什么。这种状况持续一段时间后，人们旋即认识到，要想这样从瓦砾中一块一块挖石头，一具一具抬尸体，那得耗费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尸体在慢慢腐臭，人们担心流行病会开始传播。最后可能的是，总会有那一个最后时刻来临：剩下的尸体会随着瓦砾一同被铲走——— 那些断裂的混凝土块、家居物品、停止的钟摆、箱包、坏电视、枕头、窗帘、地毯——— 它们会被运到很远的地方烧毁。我的内心，一方面希望所有这些都未曾发生过，希望忘掉看到的一切，另一方面又渴望见证这一切，然后可以向他人讲述。

　　我们看到有人在街道上徘徊，一面自言自语，有人睡在已经开到了空旷地带的汽车里，有人从半毁掉房子里拖出一些家具，拿出些食物，堆在人行道边。直升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空盘旋，把体育场作为降落场地，在体育场中心，我们看到人们躺在临时医院中；就在这医院旁边，一排排的楼变成了废墟。我们凑巧碰到一个朋友，他是个摄影师，与一位作家结了婚，此刻正要去岳父的房子那里。去的路上，他拍了些照片。那栋老房子尚安然健在，他岳父告诉我们，午夜的时候，他还听到过废墟中传来某些声音。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个熟人，在一座半坍塌的小住户空荡荡的花园里，我们摘了些沾满尘沙的葡萄来吃。

　　看到我们，看到相机，每个人都喊到，“记者，写下这一切吧！”随后他们就开始发泄对政府、议会和骗子建筑商的不满。面对摄像机，他们声音激昂，但那些遭到咒骂的政治人士、政府官员、收取贿赂的市长还是极有可能会再次找到新的职位，再次得到这些选民的支持。而这些悲戚诉苦的人，也很有可能就曾在某个时候贿赂过市议会议员，以求获取建筑数据，甚至还会认为不这么做才是愚蠢。如果在一个国家，总统对贿赂行为赞赏有加，称其为“切实有效的”，在一种文化里，某些非正常行为或是诈骗虽然遭到斥责，但还被人们容忍，那么人们就很难期望建筑商能不使用劣质钢材和混凝土，不钻法律的空子来维持他们高昂的耗费，其名义，都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伤害他人的地震。但据某个地震传闻——— 在人们口头广为流传，那些无辜的房主们也受到了牵连——— 某个建筑商建造的楼房，除了一栋以外，其他所有的都毁于地震了，而唯一幸存的恰恰就是建筑商自己住的那栋。

　　由于地震前没有发布任何预告，地震后又没有及时组织救援，政府大大失去了民心。但因为在无助之中，许多人仍怀着坚定不移的梦想，相信有更高力量会眷顾他们，如同安拉所为，所以政府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恢复其声望，这也在我们意料之中。有人也许会说军队也是一样，提供救援总是姗姗来迟，并且起初总是作用甚微，这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楼房也遭到了破坏。民族的自豪，国家的自信——— 这二者也被地震动摇。在很多地区，我听见人们说，“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及时救助的我们，而并非我们的政府！”在一些媒体上，我也看到过同样言辞。有什么理由吗？“就是没有人组织我们。”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说，他知道放弃比愤怒更为有用；面包在城市某个地区发霉时，另一地区往往会短缺。当人们躺在混凝土之下，哭喊着求助，生命渐渐流逝的时候，救援设备却往往不是燃油短缺，就是困于交通堵塞。

　　我们看到一个男子，开着他那满是灰尘的旧汽车，缓缓地驶过后街；一堆废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靠近的时候，他停了下来，隔着车窗冲着人群喊道。“我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安拉的愤怒会降至你们身上的，你们要弃绝自己的罪恶！”人群中有人冲他狠狠地挥了挥拳头，轰他赶紧上路，带着胜利，他又气哼哼地驶向下一个废墟。我曾看到过一篇文章，分析家的想法与其类似，认为军队和政府已过多地干涉了宗教事务，必将会受到惩罚。我也听到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许多清真寺和宣礼塔又怎么也会被损坏了呢？

　　在所有灾难里——— 面对这些废墟和尸首——— 当然也会有高兴的时刻。看到生还者从瓦砾中走出来，尽管要等待很长时间！看到救援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政府宣称是敌对势力的国家！但主要的和难以启齿的快乐还是：自己多少是活下来了。到第三天结束时，很多人已经向灾难妥协了，开始谋划将来。他们不顾警告与禁令，全都巧妙、谨慎地开始从曾经的房屋内搬运自己的物品。我们看到两个年轻人进到一座公寓楼底层，楼体一侧已经呈45度倾斜了，但他们仍从天花板上卸着吊顶灯。

　　在码头旁，高大栗子树下的咖啡馆人满为患。除了那些已死的和失踪了的，人们在放纵狂欢，庆幸自己从灾难中生还。经理找来了一个发电机，正努力往冰箱里存放新鲜食物，我们这桌的年轻人们也不愿再谈起地震，而是在聊着文学和政治事件。

　　回去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回雅楼瓦清点财产的那位退休的邮政局长，“我去我们那条街了，在里面找了找，房子已经没了，”他平静地说。“一眼就能看出，废墟里还有一个12岁的女孩儿。”他轻轻地说，就仿佛这多少是他的过错，没有什么值得抱怨似的。

　　后来，我朋友发现，一个英国人在度年假时赶上了下雨，他都会抱怨，但是房子毁于一旦的人，却毫无怨言。我们进而推断，也许那是因为，人们压根不会去抱怨发生在土耳其的地震夺走了如此多的生命，这样的想法让我们感到不快。那晚，因为害怕(这情绪遍及整个国家)会再有一次地震，我们都睡在外面自己的花园里。

　　我们的船驶到月牙形海岸的中央。我发现，自孩子时代以来，这海滨沿岸增加了如此多的新居民，他们模样相同的公寓楼，又是如何使众多小镇成为一座延绵的城市。如今，这整个地区都陷入恐惧之中，因为科学家预测将会有一次更致命的地震来临，它的震中距伊斯坦布尔更近。现在还不清楚地震会何时发生，但根据报刊上的地图显示，那摧毁一切的断裂带就恰恰经过此刻我们正接近的那座小岛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