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23点，作家阿来难以入眠；这时，距离汶川大地震已过去56个小时。49岁的他躺在越野车内，辗转反侧。

　　这是阿来住进车内的第三个夜晚。他开始习惯夜间住在狭小的越野车里了。由于每天都有不稳定的余震来袭，和成都许多中产阶级一样，这位藏族作家钻进自己的车内过夜；“我家处在电梯楼房的14层，一旦有事，车内更容易第一时间逃生。”在他家的小区里，距离车不远的地方，阿来的儿子躲在帐篷内安然地睡了。儿子现在四川大学就读研究生，地震发生时，阿来正在写作，儿子在自己的房间忙着属于儿子的事；在这个缺乏安全感的夜里，这对父子又选择了各自睡眠的空间。儿子睡帐篷，父亲选择了越野车。

　　32年前，阿来的选择和儿子一样。1976年，四川松潘发生7.2级大地震。当时，阿来比现在的儿子还要小，17岁，寄读于家乡马尔康县的一间普通中学。地震之后，他和同学们挤进帐篷内睡眠。“当时是孩子，我还记得自己住帐篷时的新鲜感觉。”现在，儿子回到了他的过去。

　　自12日地震以来，阿来陆续与阿坝州的亲戚都联系上了。他还清楚记得当天21点左右，与外界中断接近5、6个小时后，他收到第一条短信来自北京。他看看手机屏幕，上面写着：“你还好吗？你老家的亲戚还好？那里发生地震了。”这时，阿来、儿子和他们的左邻右里都站在自己的小区里，中断了网络、中断了电信，与外界隔离开来。此前，他仅凭经验和直觉知道成都地震了，“但是否成都是震中，我并不知晓”。随着几百个短信和电话疯狂钻进他的手机后，他才知道震中在汶川。随后，他打通了马尔康的电话，爱人、两个妹妹都安然无恙。

　　13日，地震后的第一天，他在确认家人的安全中度过，乡下的父母和弟弟都好，除了他在成都跑客运的妹妹。他大约知道妹妹带团去了距离震中映秀镇特别近的地方。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的最后关头，他说出自己的心愿，“我要开车去找她，准备随时出发。”

　　14日，地震后的第二天，他的眼光从小家扩展到外界。他开车出门溜达，进超市买了一些矿泉水和方便面，差不多花了四百元；然后，按电视新闻里指导的地点，阿来到了成都的指定募捐地，把东西放在那。

　　地震后，成都街头风貌变化了一些。阿来眼中的成都空旷了、安静了。空旷的地方长出了很多帐篷和献血车，很多老百姓在适应变化的生活同时，也恢复了往日的生气。“成都人有一种幽默感，生活在这个地方照样继续，你看不到很多悲惨的东西，人们反而更客气、温情了。”地震后，阿来本想回家取点东西，小区保安很负责，一定坚持要陪他进屋内取东西。

　　下午，阿来开车到金河路57号，这里是四川共青团团市委赈灾志愿者报名指定地点。报名者非常出乎他的意料，黑压压一大片，他规矩地跟着人群走，排队1个多小时后，他开始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于是，他电话一个在团市委工作的朋友。朋友出来了，他“开后门”报了名。

　　填写自己的志愿表后，阿来意识到自己几乎没有多少用处。“成都到处都是志愿者，军队就有10万多人过去。现在前线最需要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医护人员，还有一类是道路抢修人员。这些都是纯粹技术性工种。”以写文字为生的阿来，意识到自己和成都大多数老百姓无异，更多的有一腔热情。“我喜欢旅游，买的车也是越野车，我喜欢动不动就进山，我的车可能比普通车好一些，我开车技术好一些。我想，如果我能做什么？我唯一可以做的是当一名运输队员，带车驾驶。”

　　15日，地震后第三天，他得知妹妹安全到了成都。阿来的妹妹做客运工作，跑马尔康到成都这条线。12日下午，她乘班车离开马尔康，结果碰到了地震。他们步行2天，从灾区一直走回了成都。

　　“富足时，人与人之间比较自私、冷漠；现在，气氛很温暖，人的另外一面浮现出来了。”阿来道。文/曾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