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的那一刻，我正在成都写我的新小说。一时间通讯瘫痪，大家彼此都失去了联系。阿坝是我的故乡，现在成了重灾区，我一下子想到了那里的亲人与朋友。我的三妹是跑客运线的，每天都在阿坝与成都线上往返，算下来那个时间正好是在震中，究竟情况怎样，谁也不知道。因为根本联系不上她。我记得地震后的前两天，我每天都在拨各种电话，差不多要耗掉两节手机电池。似乎都快要接受某种现实了，结果在第三天的晚上七点，终于得知她还活着，和妹夫一起，竟然和乘客一起，经过十几小时，徒步从震中映秀镇附近走出了险境。

　　我以为我会就此放下心，那些天没有回家，就睡在车上，这时放平了车椅想好好睡上一觉，但是却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想干些什么，但绝不是写作。一直有媒体邀我写点亲历地震的感受，我都没有答应。感觉这时写作好像特别没有什么力量，个人的那些经历与大的灾难比起来又算什么？作家这个职业在此刻显得很边缘，真的还不如做个志愿者能做点实事。不瞒你说，我在成都真的报过名，是打电话托人报的，想当一名志愿者。我在自驾车上装上尽量多的从超市购来的食品与饮水，随时准备出发，适于野外的衣服也换上了，就是身上这件，耐脏啊。但我还是没能如愿。要做志愿者的人太多了，人家得找那种有专业特长的，否则去就是添乱。这我都非常理解。所以人文社一邀我来京签售义卖，我就来了，总算还能为这次赈灾尽点心意。

　　我们还有一个计划正在实施中，就是为灾后的校园重建募集些资金。这是我和朋友麦家从四川到北京的路上说起的。因为麦家也有捐款的想法，而且，他捐的钱比我多，二十万现金就背在身上，我们俩捐的钱加起来，在我的故乡建一个普通的希望小学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想，能不能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人的力量做这件事，是我现在正在推动的事情。在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人轮流开车，另一个人就打电话，朋友圈内响应的人很多，令我们非常感动，昨天我们还联系上了在韩国的四川童书作家杨红樱，她也愿意做我们这件事的发起人，表示回来后也会和我们一起来推进这件事情。这样，由身在灾区的三个四川作家来做这件事情。这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也让我们感觉到了压力。比如如何管理这笔资金，监督它们的流向，使它们切实落到校园的重建上面，可能还需要从各个环节来把握。总之，我们希望这件事的进展，无论是资金的募集还是使用，都能得到全程监控。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直接过手这个钱。我们只是呼吁大家来做这件事，但捐款的接受方是重灾地区的阿坝州教育局下属的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这些天，我一直在联系教育局的领导，但一直联系不上，知道他们肯定是深入灾区了，昨天晚上，才打通了局长的手机。他护送几百名灾区的学生到了成都。第二天又要返回灾区，于是，连夜电话电邮数次往返，基本明确了双方各自的义务与责任。特别是得到他给我们募集来资金按照捐助者的意愿定向使用，捐助者也有权对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承诺，觉得才可以向社会公开这件事情了。

　　昨天是全国哀悼日第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一家宾馆的阳台上感受了这一刻，心情很复杂。现在是救灾期间，大家的关注点肯定还聚焦在这场灾难上面。但是对于灾难的幸存者来说，心理的创伤不是短时间能愈合的，它可能是永久性的，我们能不能给予他们持续的关注？最担心的是，这一段过后，大家开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社会的聚集点最终会发生变化，那时，灾区的人们会不会觉得又被这个社会遗忘了？这场灾难最让人难过的是波及到许多孩子，要知道一个孩子牵扯到很多家庭，下一代的逝去给上一代人带来的心理创伤，远远比一个老人的逝去要大得多，如何平复这种创伤，绝不是写一两篇心理分析的文章所能管用的。面对生死，你还能说什么话，所以我更愿意做灾后的校园重建工作。我和麦家从一开始合计此事，就想好了，这些校园绝不会以我们的名字命名，它应该以那些为保护孩子而不幸丧生的教师名义命名。他们太了不起了。因为我自己就是从阿坝的乡村小学出来的，后来还在乡村小学教过近五年书。乡村教师从来都是默默奉献的一群，如果不是这场灾难，他们的奉献可能一生都不为人所知，但是这次，他们却用大写的人字彰显了人的精神。所以如果今后校园重建工作开展，我还会再想想那些关于校园软件与硬件的细节。要建什么样的图书馆，把什么样的书放进去，都是需要把关的。我不希望什么都流于形式，那种校园建成了，大家去参加一个落成典礼，接受学生的感恩话语，然后拍拍屁股走人的做法，是不负责的，我们想，既然做起来一所校园，就要尽到对它的责任，让孩子们感到我们的关注始终还在。这不仅是对他们的心理重建，也是对于我们内心道德的重建。

　　虽然现在，我说自己不在创作状态，但是每天发生的事情，还是给我震撼。我妹妹是从灾区走出来的，她告诉我，在她带着一车人逃离灾区的沿途，经常能看到一些灾民，自己的房屋都被震塌了，还支个大锅，熬一些粥，让经过的难民来喝。而那些逃难者自己也不忍多喝，都说要多留些粥给后面的人；灾难发生，大家都是往出逃，但也有人往里冲，他们为了自己的家人朋友，可以奋不顾身地朝着危险而去，这些在平时都难以想象。要说作家的责任，大概就是在这场灾难过去之后，在巨大的悲剧之后，细细体味普通人身上突然焕发的这种善意。平常他们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为什么现在个个都表现得那么好。这也许就是苦难对人心灵的洗礼。

　　昨天早上我去中国作协汇报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正好遇到作协组织一批作家要奔赴灾区。我参加了他们的送行仪式，向他们介绍了一下灾区的情况。我觉得能去亲身感受一下灾区情况，绝非一件坏事，但我现在要走的路正好和他们相反。过几天我要到上海参加与德国作家的对话，还要到深圳参加市民文化大讲堂。这些都是震前安排的，后来一度想取消，但我想通过这些平台，把灾区的情况多多介绍给外界，这是一个作家的责任，更是一个公民的责任。

　　(阿来口述、孙小宁整理)